企业文化兴起于20世纪80代，曾一度只是管理学中的概念，应该说企业文化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观察与总结而来的。知道，“文化”一词源于社会人类学，是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宗教信仰、群体组织和其他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人们街头巷议的所谓企业文化则通常是指企业中各部门（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企业价值观念和经营实践行为，体现了企业的行为方式或经营风格。　　从20世纪80年代起，管理学中对激励手段的探讨逐渐引入了企业文化的概念，一般认为，威廉·大内教授编著的《Z理论》，帕斯卡尔、阿索斯两位教授合著的《日本的管理艺术》，迪尔、肯尼迪合著的《公司文化》，以及彼得斯、沃特曼合著的《追求经营臻境》四部书宣告了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观点是“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取得成功的新‘金科玉律’”。进入90年代，随着企业文化的普及，企业组织越来越意识到规范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来塑造企业形象。企业文化的研究成为管理学特别是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80年代和90年代也因此被称为管理的企业文化时代。　　企业文化进入经济学的视野稍晚一些。在传统“经济学帝国”里是不考虑文化及企业文化的。因此，多数非经济学家质疑经济学家们是否真的懂的文化，极端的人甚至认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懂文化。经济学家们的确在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中忽视了企业文化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文化好像与经济模型是联系不起来的;文化是非理性的（至少不太明显）东西，因此不适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文化又是很难界定和度量的，这导致其在经济计量分析中很难控制和使用。　　管理学中已经注意到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关系，并在应用和量化研究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成果，这大大增强了企业文化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也为经济解释提出了具体的课题。由于企业文化对企业竞争力和绩效所具有的原生性的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的本质特征，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努力地开拓这一新的领域。同时，研究企业文化也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合同理论等许多方面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企业文化已经成为挑战经济学解释力的一个奇特现象。虽然形成完整的企业文化经济学理论还不太现实，但是对企业文化的特定方面进行的经济学研究解释的确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企业文化，这一点对企业进行其它社会科学的分析也是有益的。　　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研究的。　　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reps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企业文化的开创性贡献，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他的方法和观点为后来者研究的打下了基础。Kreps的企业文化理论其实是两种理论。一种是将企业文化作为确保的博弈是合作的方式进行的。Kreps认为，一个普通的惯例大大地节约了成本。但是Kreps忽视了惯例的成本问题。除此之外，过分的依赖习惯而缺少沟通会使误解增多。另一种则是企业文化起到了把未来不确定性加以归类的作用，以达到维持合作博弈的目的。管理的问题在于不能提前预知所有的偶然性以便写入合同。企业文化通过对个体行为的模糊规定，使个体行为在偶然性发生时能够相互信任而且做出最恰当的行动。　　接下来介绍了继Kreps之后的经济学者对企业文化的更深入研究，反映了企业文化经济分析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在Kreps开创的企业文化研究之基础上，其他经济学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各自从不同的侧面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使得在经济学领域的企业文化研究展现了巨大魅力。知识共享理论，规范内化理论，以及企业文化投资决策模型，展现了经济学对企业文化解释的深度和进展。对企业文化进行经济分析，这的确是个非常有趣的领域。本文在介绍这些成果的同时，尽量对其理论进行了拓展，分析和指出了其中还未解决的问题。　　最后本文对国内外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做了结论性评述和展望。经济学框架下企业文化研究的各方面成就启示我们，企业文化现象已经不只是管理上的问题，经济学分析深化了我们对企业文化本质和作用机制的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不仅舍弃了人性中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的一面，也忽视了组织文化的存在，经济学对真实世界的探索总是不太令人满意，经济学中对人的面目仍然是模糊的，把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剥离出来是不完整的。正因为此经济学对现实问题解释的乏力遭到了人们的批评。企业文化因素综合了组织要素和人的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特征，它以一个变量进入经济学分析视野，也为经济学的发展打开一个新的领域。企业文化经济分析是一片等待开垦的充满希望的沃土，期待收获的人们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