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城市化的自然演进过程中，确立了以市场为核心的模式，决定了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辅助地位。中国城市化异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主导”的因素大于“市场自然演变”的因素，政府行为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经济体制的起点，经济转型、国际竞争的要求，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等原因，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政府是城市化战略的制定者，政府也是城市化制度的供给者，政府又是城市化进程的执行者，政府还是城市化绩效的评定者。 近年来，江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城市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全省范围内的行政区划和户籍制度等改革的展开，全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但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明显。全省中心城市外延扩张较快，实力增强，城市规模结构体系趋于合理，省域城镇体系规划逐步进入实施阶段。村镇建设相对滞后，城乡发展失衡，农民为城市化作出了利益牺牲。土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条件对城市化的制约日益显现，城市环境承载力接近临界状态。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许多新的城市问题。 中国政府在城市化中采取的干预方式是以计划引导、参数调节、政策控制、资本配置为主的行政手段，政府的职能定位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随着市场力量的快速发展，要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需要动态地把握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之间的界限。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定位在改进目标、创设绩效、革新机制、提供服务、重塑文化等方面，政府的主导方式应逐步转向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 1990年代初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现阶段劳动力外出就业成为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途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低廉的农村劳动力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积累渠道。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政策主要有户籍、就业、公共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户籍政策改革的重点是转换户籍管理的功能，还原户籍制度的本来面目。各地政府对外来农民工采取的是差别化就业政策，只有确立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并重的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就业矛盾。通过加强立法制定公共住房政策，制定城市化不同时期的公共住房发展计划，政府要成为提供公共住房的主体。农民工尚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应该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建立分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本研究认为：要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增长机制，简单地通过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扩大城镇空间，不是市场化体制改革值得提倡的途径。现行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政府职能应转移到为土地市场制定规则和实施管理监督的轨道上完善各类专项法规，依法管理土地资源。空间规划编制与管理无序，规划的法制约束力不强，规划管理、监督约束机制软弱，使得规划对城市空间发展的调控作用不明显。必须理顺各类规划之间以及规划编制过程中各环节、各方面的关系，推动规划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政府投入一直是城市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其中贷款规模过大，政府负债比例过高，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绩效难以估价或评价。 政府应科学制定城市建设资金规模和负债规模，在投资领域的主要职能都应体现为企业投资服务，同时构建城市建设管理绩效评价体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城市化公共政策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依据。中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决策体制下，要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系，推进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合法化。由于受体制因素、质量因素以及行为因素的影响，城市化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佳，这就要求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我国的政策评估机制尚待建立和完善，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公共政策评估组织，建立政策评估信息网络系统，创新政策评估方式，使政策评估活动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