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以傅恆、來保和孫嘉淦為正總裁官,乾隆敕修《御纂詩義折中》正式刊定。不同於三十年前由康熙敕令纂修,雍正年間刊成的《詩經傳說彙纂》,《詩義折中》刪除了所有使其變得繁瑣的部分,比如凡例和圖解,秉持隨文釋義的方針對詩本身進行說解。《詩義折中》以孫嘉淦《詩經補註》為原本,加上乾隆的“親為釐定”,在文本的外部結構上,《詩義折中》仍舊遵循《詩集傳》的分章斷句和賦比興的編排,但在實際詩義的解釋上,《詩義折中》大量引用《詩序》,并修正了《詩集傳》對幾首“淫詩”的看法。由此可以推斷《折中》的經學取向已不再是奉朱子之說為圭臬,“折中”的性質讓《詩序》和《詩集傳》以及其他各家說解變為疏解詩義的工具,只要符合《詩義折中》所述詩義便被稍加引用。而《詩義折中》本為臣子為皇帝筵講經義的產物,因此所述詩義充滿了強烈的說教色彩,反復強調天道人心和綱常倫理,并比附多種勸誡意涵。作為官修經學著作,也是科舉所要求的必讀書籍,《御纂折中》在很長時間内廣為流布,影響的地域廣度,時間深度,都在對各地學風產生影響。文本内容的大幅縮減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科舉考生的考試壓力,其學術立場由此也間接地影響到了以科舉為求仕之徑的漢人學風。官方經學和民間經學也逐漸趨同,對乾嘉學派的繁榮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小覷。而通過對學術風氣的把握,乾隆藉此得以實現對漢人文化精神和話語的掌控,從而達到清朝治世的鼎盛之期。因此即使《御纂詩義折中》的學術價值不如《詩經傳說彙纂》,其所產生的影響也是相當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