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大众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中的发展呈现了一种逐渐政治化、阶级化的历史趋势。从周作人对平民社会“启蒙+认同”的平民文学观念到1930年代中后期文艺大众化运动使“大众化”等同于“普罗化”，这一历史趋势赋予了大众意识一种“双重”的意义空间。一方面在根本上它是一种抱有“平民主义关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左翼阵营”的文化政治目标和判断标准。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大众意识”迅速成为时代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在这种步伐一致的表面之下却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在国统区，“与抗战无关”论中梁实秋那些经过调整的、以普遍人性论为基准的新人文主义文学观念，是极有可能与宽泛的大众意识衔接上的；同时，他的上述观念与沈从文对于文艺大众化诸问题的批评，又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对已经“左翼化”的大众意识的一种有意义的反思与纠正。抗日战争使梁、沈一类知识分子比战前更为接近“大众意识”，他们为大众意识的发展设计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在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坛，“大众意识”仍然占据了主流的地位，是文艺创作主动追求的方向，但是它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趣味化”倾向，尤其是在“色情文学”聚谈中。这种倾向的形成受制于沦陷区的社会言说环境，同时又体现着沦陷区文艺家们对大众意识的不同理解和运用，大众意识在极大程度上脱离了一向如影随形的外在的文化政治色彩，转而开始向内在的人性与人性的内在欲求掘进，这本身是具有现代性的。产生于中共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的文艺“民族形式”的创造问题看似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继续与深化，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中共被国民党挤压到穷困封闭的山区之后，其政权赖以维持的群众基础是那些文化水平低、严重缺乏现代意识的农民，因此为进一步争取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支持，他们考虑的首先是“农民”而不是“工人”，由此衍生的“大众意识”自然与1930年代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大众意识”不同。从政治问题出发的民族形式对大众意识的历史整合，极大地改变了大众意识的历史面貌，并规范着中共领导下的现代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