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巨大的经济成就下,政府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我国政府就着眼于解决这些问题,从1982年开始进行了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些改革使得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适应于经济建设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快速发展之下,我国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政府模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官僚体制在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时期的发展与现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进行有限程度的探讨。本文的框架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导论。阐释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写作框架。首先介绍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从西方国家开始蔓延到国内；其次结合体制改革的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综述；最后指出了本文在撰写过程中采用了定性分析法、归纳法、文献综述法等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官僚制的解读与批判。首先叙述了官僚体制的含义与特征；其次阐释韦伯的官僚制内容；最后对官僚制的批判内容加以分析。第三部分：中外的行政官僚制运作困境分析。首先阐述宗教视角的官僚制困境；其次从意识形态的视角论述官僚制困境。最后阐述中国行政变革的历程与困境。第四部分：摒弃官僚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取向。本章中首先总结传统儒学的对于摒弃官僚制的启示；然后探讨如何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最后探讨深化“大部制”改革。本文的创新之处如下：本文试图从行政改革的最大阻力——官僚制出发,以宗教视角、意识形态视角以及中国行政改革的历程的困境进行分析,突出官僚制在其管理方法等方面已经无法与时俱进,需促进行政管理更加全面的进行改革,在选题上具有深刻性及针对性。此外,本文从系统的理念出发,提出了关于行政变革的理性抉择,就是要摒弃官僚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以及加强依法行政,为加快变革的步伐提供可行的路径选择,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