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下,投资活动仍然是创造和提升价值的重要源泉。从微观层面分析,投资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活动之一,是提升企业价值的关键一环;从宏观层面分析,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众多学者研究证明,我国企业确实存在过度投资现象,即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在微观层面会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在宏观层面会导致资源浪费进而阻碍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因此,缓解过度投资和企业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企业投资决策并非独立行为,往往受诸多因素影响,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管理者处于私利动机做出过度投资等低效率的投资决策,而公司治理作为企业对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和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制度性安排,其是否可以在过度投资和企业价值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值得探究。本文浅析了中国投资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针对交通运输业的过度投资问题,通过对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现有研究成果的解读,探讨了公司治理对二者的影响机制。在文献综述部分对公司治理、过度投资和企业价值两两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再通过相关概念和管理防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推演,提出了本文的主要假设,探讨了过度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深入研究了公司治理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模型构建中使用了Richardson(2006)模型来度量过度投资,为了更好的衡量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本文从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出发,将其划分为内部治理机制: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外部治理机制:外部审计意见和社会责任报告评分来分析其调节作用。本文以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经过模型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假设。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1)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负相关(2)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缓解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关系,调节变量的类别为半调节变量。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民营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扩大对于两者关系的缓解作用更强;(3)独立董事对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并不具有调节作用;而在民营企业样本中独立董事表现出对二者的调节作用(4)外部审计意见和社会责任评分能缓解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的负相关关系,调节变量类型为半调节变量。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民营企业的外部审计意见相较于国有企业的缓解效果更加明显,而社会责任评分却不存在调节作用。最后本文依据得出的结论,对过度投资现状和公司治理提出建议,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