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所作的《后汉书》被后人列入“前四史”,出后汉诸史之右,是书在删选材料、整理编排上十分优秀,尤其体现在党锢、独行等十一篇类传中。这十一篇类传,除党锢篇为东汉特殊历史事件外,宦者、文苑、独行、逸民、列女等传都是范晔首创,并对后世史书产生深远影响。考察东汉以降的社会背景、文化因素以及《史记》《汉书》等前代史书,可以看出,范书类传的设立实出于:政治选拔方式、前代史书文化、社会风气、个人史观等四个角度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引导下,范晔于元嘉九年开始编撰《后汉书》,并设立了这十一篇类传。其中的编撰人员众多,据文献记载,范晔广集学徒,谢俨等人均参与了《后汉书》的编撰。编撰形式即先由谢俨等人进行初步编撰,然后由范晔审定。类传部分的编撰,大体遵照《史记》《汉书》的体例。但其中亦有变更,除了新设传记外,范氏还为每篇类传皆作序、论、赞,并于其中蕴含了范晔的史观。但可惜的是,由于范晔涉及谋逆,《后汉书》并未能最终成稿。《后汉书》类传史料来源也是探讨的重点,其来源多而且复杂。范晔在编撰《后汉书》时,运用了大量相关的后汉史书。据《隋书经籍志》等相关史志目录记载,后汉一代的史书较之《史》《汉》尤其丰富,除范晔《后汉书》外,还有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张璠、刘义庆、萧子显诸人所作史书,加上东汉刘珍等所撰《东观汉记》、袁宏《后汉纪》,达十二部之多。除此以外,《华阳国志》、《三国志》及裴注、《神仙传》等也与范书联系紧密。范晔正是在掌握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整理编撰成书。范书对众书的借鉴主要体现在史料、篇目、体例和史观等方面,可谓借鉴良多。不过,其重点仍把握在范晔手中,其类传创新就有不少,而且多成为后世典范。这种创新主要有三点:篇目创新、体例创新和思想创新。范晔对《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列女传》等篇目的设立和定名,完善序、论、赞三者完备的类传体例类传中序、论的创作反映出其自身独到的观念。范书领衔群书,成为后汉正史,但反观其内部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名、传不符,序、传不符,有传无序、论,传主次序不当,传主收录不当,传中人物、内容繁多,与他传重复等七方面的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七种矛盾,既有其客观社会性,也有其主观局限性。大体归因以下五点:史观史料的推动、社会背景的刺激、谋逆下狱的中断、书籍流传的必然、自身观点的决定。由于有限的史料及史观的推动、社会背景的刺激、下狱问罪的事件、典籍后世的亡佚和范晔自身史观的局限,共同造成了类传乃至整部《后汉书》的问题。这既是《后汉书》问题的揭露和探索,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古史书共同问题的呈现。《后汉书》类传近乎是全书的一个小缩影,《后汉书》又是中古史学的典范。因此,在对《后汉书》类传部分的编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不难发现有一些问题是由于客观原因占据主导,而这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史书类传编撰的固有问题,体现在人物立体性与传记片面性的对立,以及文饰过后的史料运用与编撰者史观的对立上。这既是修史者的无奈,也是史书编撰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古时期对于中国古代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都较前代有了较大突破。特殊的环境令中古史传在编撰过程中,也出现了自身独到的特点。一是史料的转引和资料的使用,二是类传的不规范性。中古史书中的类传在整个体系中扮演者承上启下的作用,总体而言,其类传虽存在不规范性,内部有着诸多问题。但也正是这种不依与一定之规,不落前史之窠臼,才能开辟出新的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