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以欧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复杂的、多层次的政治文化流派，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流派的源头。本文拟按恩格斯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一致的批评方法和评价标准，对“现代评论”派作出重新审视，力图比较准确地把握“现代评论”派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独特理解、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从历史观点看，“现代评论”派是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潮流，而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但由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性、妥协性和复杂性，他们同新旧军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矛盾斗争又有妥协联合，表现出极端的复杂性。一般说，在政治上，他们消极的、否定的东西多一些，特别是在国共两党对立尖锐，群众革命运动蓬勃高涨时刻尤其如此，但也不能将他们等同于北洋军阀、国民党当权人物和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文化的破旧立新、新文化启蒙与建设上，积极性、肯定性的东西就会多一些，当然与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相比，他们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又要差得多。 从美学观点看，“现代评论”派主要接受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他们关心新文学的成长，积极致力于新文艺思想及理论的引进和建设，主张文艺独立，倡导多元兼容，追求“射他耳(Satire)的文体倾向”，“以其广博的理论视野”揭开了中国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序幕，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创建了一个“公共论坛”；他们非常重视新进作家的培植，在短短四年内发现和培养了沈从文、凌叔华、胡也频等一大批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并取得相当成就的作家；并且“在中国的新文坛里添了几篇极有价值的创作和批评”，为包括杂文、散文、新诗、新小说、话剧在内的新文学各文体的创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徐志摩对新诗的贡献，沈从文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丁西林对中国现代喜剧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第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