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契约思想的首倡者和浪漫主义运动的第一人,卢梭很早就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在他的政治思想传入中国的同时,他的文学思想和美学观念也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中国文学界。卢梭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应当是《忏悔录》和《爱弥儿》,但是探究卢梭的思想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时,不能囿于《忏悔录》或者《爱弥儿》,还应当考察他的其他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从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几次出现“卢梭热”。在这种时代氛围里,年少即北上文化中心的沈从文,受到卢梭的影响,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沈从文接触卢梭,并不仅仅通过阅读作品,而且也将间接受益。在卢梭影响世界文坛的巨大光环下,沈从文作为受到光环“照耀”的受众之一,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接近卢梭的。其一是被称作“中国的卢梭”郁达夫,其一是世界文豪托尔斯泰。他们二者接受和阐发的卢梭思想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体现在沈从文的创作中。郁达夫将卢梭的“暴露”意识传入中国,并影响沈从文早期的“习作”。托尔斯泰可能是沈从文自认为一个“乡下人”的重要思想源头,而这个“乡下人”的理念可能就是来自卢梭的道德理论。因此,沈从文对卢梭的接受,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读现象。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沈从文即使直接阅读卢梭作品,也并不是完全的复制卢梭。《忏悔录》可以说是影响沈从文最直接的作品,刺激沈从文创作出《从文自传》。但是,从接触《忏悔录》到创作出《从文自传》,沈从文既是一种对自我的回眸凝视,也是一种自我的再次超越。超越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成熟的作家沈从文,最终走向更加自我,远离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