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认为,研究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制度.作者十分赞同这种观点.由于用一篇博士论文的篇幅研究制度问题我们必须限定研究范围,于是作者首先将分析对象限制在制度的演变上.然而一般地探讨制度演变似乎已无必要,因为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一些已经获得了公认,例如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理论.于是作者进一步把分析范围限定在中国的制度演变上.对于中国而言,值得关心的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制度演变,这其实就是制度选择的过程.然而中国至今为止的改革过于复杂,必须进一步限制研究的对象.最后作者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国的税收制度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税收改革的任务至今虽然相当成功,但仍没有根本完成,而且将来仍会出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也相对简单,这只要对比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就可以明白.制度选择问题本身看起来属于公共选择范畴.在公共选择文献中,通常把选择归结为投票,而投票的结果是由投票各方策略性的相互作用决定的.中国形成的制度集中决策传统似乎使得策略性相互作用在政策制定中仅有微不足道的作用.该文的命题是:在集中决策下,不对称信息下的政策决定者的偏好决定了制度的选择.由于集中决策,中国的税收制度选择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的这种特征.然而这个命题对于中国的税收制度安排的解释力的大小如何,该文只能用一些佐证来说明.但它似乎可以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系,可以沿着这条思路获得一些对制度问题的一个方面的洞察.这种参照系甚至对于中国所有制度的选择可能都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