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起,中国的通俗小说逐渐有了与古代通俗小说不同的现代特征。新思想、新体式、新语言等一些“新”的因素,或多或少在通俗小说作品中有所体现。面对中国通俗小说现代转型所呈现出的复杂状态,我们有必要辨析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而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也一直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论题。　　 本文以晚清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和“五四”以后的通俗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结构、语言形式等方面入手,来探寻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经过对小说《海上花列传》的文本思想内涵的考察可知,晚清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并未明显受到现代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在艺术形式方面,《海上花列传》是一次大胆而难得的实验,结构上,它采用“穿插藏闪”法,将传统小说的结构艺术推到极致,语言上,它启用苏白做小说的对话,开吴语小说先河,但这种实验,在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普通读者的认可。《海上花列传》的受众面不宽,传播效果不佳。这也就是说,作为一部地道的传统小说,《海上花列传》在思想偏守旧、结构上回归传统,语言上用苏白,进而导致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把它作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是不合适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曾轰动一时。作为“谴责”小说,它们的确是“谴责”了清末社会的黑暗与混乱,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却使得这几部小说实际上是用反封建的材料,维护了封建的统治,在思想内容上不具现代性,因此,也不适合作为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以《玉梨魂》为代表的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消遣性比较明显,在当年引起了一股的阅读热潮,但它在思想上,却表现出了很浓重的过渡色彩。在语言上,它则是用骈文做小说,这很具有实验色彩,但终究昙花一现。骈文小说自民初盛行之后,后继无人。从思想上和语言上看,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均不合适。“五四”之后,中国的通俗小说,受西方人道主义以及自由平等等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在思想上缓慢地朝现代转型。类型上,在经过长时间的市场的优胜劣汰之后,通俗小说逐渐形成了世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和历史演义等几大门类。另外,在1920年左右,中国通俗小说开始统一用白话,在语言上归于一尊。介于思想、类型、语言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本论文最终把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定在“五四”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