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法律治国”以及传统国家的“皇权政治”相比较，“文件治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有着与众不同的一面。有人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文件政治”现象，也有人把它称为“文件制度”。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仍把这一制度作为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功能巨大，影响广泛。就本文所涉及的乡村治理领域而言，文件政治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的主要方式。　　 本文从国家的视角出发，运用文件政治和乡村治理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探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特有的“文件治理”方式对1949年以来乡村治理中的重大制度变迁产生的功能和效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农村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十一个“一号文件”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产生的影响，并对受其深刻影响的一些重大制度变迁及绩效进行详尽而又深入的分析与评价。由于中央重大涉农文件内容的涉及广泛，加上篇幅的限制，所以，我们集中在对中国农村影响最为深刻的土地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乡镇企业和税费制度等制度变革进行重点阐释。之所以选择这四种制度，主要是因为前三者都源于农民自身的发明创造，而税费改革制度关系到农民负担轻重，农民增收等关系农村稳定发展问题。　　 论文主体分导论、七个章节和结语，共九个部分。论文的导论部分首先阐明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不足，尤其关于“文件政治”的理论研究在国内外都相当匮乏，给本文的研究带来困难；接着介绍本文研究所使用的主要理论与方法，诸如政治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政治过程分析方法，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文本分析方法，符号象征方法等；然后简要地介绍了本文的主要思路；最后对论文的创新方面和不足之处进行的简短的分析。　　 第一章主要阐述文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历史嬗变，通过分析在传统社会时期、中共革命时期、建国以后等不同时段的文件治理的特点及主要内容，借鉴中国历史上国家建设中的文件治理方式的经验教训，并指出当前国家治理模式正从文件治理模式向文件与法律并举的治理模式转变。　　 第二章着重对中国当代的文件政治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当代中国的文件政治的结构具有体制化结构和人格化结构的双重特征，功能具有统治、利益表达、信息沟通、执行、传递和转换等基本功能，这些基本功能决定了文件具有统一思想，令行一致的重要作用、本章还对文件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　　 第三至六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建国以来的中央重大涉农文件的制定过程、文本内容、执行后的绩效进行分析来详尽考察涉农文件的具体治理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乡村治理制度化水平。具体地，分成四个时段1949-1978年，1979-1986年，1987-2003年，2004年以来，对建国以来涉及土地制度、村民自治、乡镇企业和税费政策等主题的中央一些重大涉农文件的制定、内容、绩效。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突出中央连续发布涉农“一号文件”的两个时段，了解中央高层对解决农村问题的战略构想、理念和思路。而中央高层对解决农村问题的战略构想和思路可以通过乡村治理宏观模式的转型表现出来，这实际上也是文件政治的重大功能之一。在现实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毛泽东时代的“文件至上主义”发展到文件治理的制度化，再到文件与法律并举的治理模式，都说明文件权威有所弱化，法律治国的理念开始进入中央高层的视野，并呈上升趋势，其表现就是这些重大涉农文件的制定执行导致建国以来的乡村治理制度化水平呈现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　　 第七章主要对建国以来的中央重大涉农文件的制定过程、文本内容、绩效，以及乡村治理制度化水平进行一个总体性概括，并评价文件治理方式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及其对当下中国乡村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　　 结语部分对全文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将文件政治治理方式放大到中国整体制度框架下进行考察，认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仍以文件治理方式为主；文件治理方式最终会被法律治理方式所取代；法律取代文件的治理方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文章最后提出进行文件政治法制化建设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