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代人面临的一个生存境遇，一方面，它使不同文化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对不同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和考验，全球文化的变化和多元文化的出现使得人们的自我定位陷入一个艰难的境地。在这种背景下，文化认同和身份探求变得日益重要。对于美国华人来讲，文化认同和身份探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涉及到他们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美国华人带着源自中国的“根”，居住在一个陌生的宿主国文化里。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群体的华裔，他们被置于边缘文化的范畴，即使努力融入主流文化也很难被完全接纳，而“中国”这个“根”又显得尤其遥远，只能是一种记忆，一种想象和一种渴求。在经历了生理错位，心理错位和一切不确定性以后，美国华人是如何自我定位，自我认同的呢？美国华人作家，作为一个更敏感的群体，对文化身份的探求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对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挣扎有更痛苦的记忆和更细腻的感受。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美国华人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探求的主题，透视不同成长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年代的美国华人在自我认同上的特点，进而探讨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归属感。　　本论文在分析华人文学文本之前，先对英语文学中再现的华人及美国华人形象进行了分类和回顾。事实上在十七、十八世纪，英语文学中对中国以及中国人还是有较为客观的描述，具体可体现在他们对中国的哲学、园艺以及文化的崇拜。但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如英国的鸦片在中国受到抵制，从而使其利益受到威胁，西方人开始了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敌对。英语文学中的华人形象往往成为西方人排斥、歧视的对象，根据时间顺序，他们分别被描写成黄祸的化身，中国男子所被刻画的无知无助，反衬出西方人的优越，而中国女子的形象可以归纳为两类:妓女/圣母或“阁楼上的疯女人”/“屋内的天使”。一个极端是东方妖女，另一端是温顺的中国娃娃。在黑人民权运动期间，西方人利用华人来对比，抨击黑人的暴乱和暴力，在这种背景下，华人有了“模范少数民族”的形象。虽然这与部分华人在西方世界的成功有关系，但更多的是，华人，作为一个少数族裔，被视为用来抨击另外一个少数族裔的工具，这是华人针对美国人的种族歧视的价值，用来打击“黑人”和那些较未同化的种族。在这些歧视性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华人社区遭受了压抑，歧视，不平等，进而丧失了话语权。美国华人作家试图颠覆这些刻板印象，为同胞呐喊，因此他们的写作中，身份的探求成为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　　本论文通过分析汤亭亭的《女勇士》和谭恩美的《喜福会》来探讨美国华人的文化认同感和身份探求。两位作家试图通过记载和再创自己以及上一辈的生活经历，反映和探讨种族历史和传统文化，重新定义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汤亭亭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华裔作家之一，在《女勇士》中描述她作为在美国诞生成长的华人移民后代的亲身经历，探讨身为华裔美国人的意义。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作家通过母女关系来描述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困惑，探讨作品中人物文化身份的转变过程。论文通过对作品中具有典型现实意义的人物的普遍身份困惑和身份探求过程的分析，来透视普通华裔美国人——不管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生轨迹和不同的背景——类似的身份探究经历和文化的认同倾向:他们应该将自己视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华裔美国人？他们是更多地倾向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还是他们只是介于其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事实上，美国华人的身份探求受到了诸如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华人从最初的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他者”形象到全面放弃自身特征渴求归化，再到民族意识觉醒后的激进反抗，然后到随之而来的调试阶段，最后到从多族裔立场去重新考虑族裔间的融合和冲突，并认识到少数族裔和主流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处在不同时代背景的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又各不相同，但是，由于共同拥有来自中国的“根”和在美国主流社会生存的努力，导致他们又有着身份上的共性:他们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中国人或美国人，他们是生存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试图在两种文化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来塑造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