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市场参与度的不断提升,许多企业纷纷致力于开拓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呈现出十分广阔的前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攀升、海外扩张速度不断加快的事实背后,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却并未得到有效提升。传统的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企业应当采取渐进式的海外扩张模式,通过知识经验的学习积累,克服“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市场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利用,从而逐步加深其国际化进程。然而当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并非遵循传统的、递进的海外扩张路线,其国际化速度远超西方传统跨国公司,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国际化”倾向。中国企业的加速扩张行为是否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哪些因素又会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长期以来国际化能否推动企业绩效提升一直都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内容,以往研究倾向于从比较静态视角考察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通过研究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来对此问题进行探讨。随着国际创业、全球战略等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作为刻画国际化动态过程的重要时间维度,国际化速度的概念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相关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现有国际化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中,学者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情境依赖性。已有研究引入了不同的情境因素,包括制度因素、组织因素、行业因素等,以此来分析各种情境变量对于企业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但忽略了作为企业投资决策主体的高管的作用。薪酬激励机制设计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博弈的一种制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加强,国际化的生产经营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出于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目的,企业一般会通过对于企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措施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使其按照股东利益优先的原则作出生产经营决策,实现更好的生产经营效益。采取何种薪酬安排会直接影响到企业高管的个人行为和战略决策,最终影响企业绩效。现有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具有通过开展并购活动来获取个人超额收益的动机和能力（Amihud和Lev,1981）。当前我国企业“加速国际化”背后是否存在企业高管的非理性因素,高管薪酬激励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强化其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倾向,本文将对此展开研究。此外,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者,高管人口特征的异质性同样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绩效。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国内经济以及我国政府有关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相继实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到中国发展。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在国外接受教育或任职的经历使其具有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理念、开阔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广泛的国际人脉关系,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衍生出的诸多复杂情境,从而对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以中国企业国际化速度对绩效的影响为研究核心,引入高管薪酬激励和海外背景作为调节变量,探究高管薪酬激励与海外背景对于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各自对于企业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此分析中国企业当前的海外扩张速率是否合理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背后高管团队的认知特征与决策逻辑。本文以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国际化速度对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激励和海外背景（包括海外工作背景和海外学习背景）对于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将国际化速度按照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进行划分,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和海外背景对于双维度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各自对于企业国际化速度-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使得调节变量的作用机制更加明晰。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基于广度的企业国际化速度显著正相关;高管海外学习背景与双维度企业国际化速度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速度与绩效显著负相关,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则进一步加深了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由此可得中国企业过快的海外扩张速率会对组织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在薪酬激励的作用下,较大的薪酬差距增大了高管之间的竞争强度,使得核心高管的“机会主义”倾向更加明显,核心高管出于个人利益倾向于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外投资策略,主要表现在地理范围的扩张方面。市场范围的迅速扩张以及心理距离的不断增大使得企业的海外经营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水平和风险水平,新的市场机会所带来的收益可能无法弥补企业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此外,高管成员间过高的薪酬差距也会降低高管成员的公平性感知,损害团队效能,最终不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同时,与本土高管相比,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管一方面更易发挥其知识优势,将国外先进的公司管理理论引进国内,对于对外投资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从而具备更好的风险决策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对于企业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管人数还相当少,致使高管海外学习背景的正向调节作用难以发挥。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企业采取更加理性的海外扩张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丰富了国际化速度的理论研究以及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关系的情境因素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当前我国企业并不具备全面快速国际化扩张的条件,企业应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进行适度的海外扩张,而不是盲目的跟风国际化。企业应进一步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将高管之间的货币薪酬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在进行薪酬激励制度设计时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综合运用股权激励等多种手段,将薪酬激励与绩效考评紧密结合,以更好地实现企业绩效与高管个人利益的趋同。此外,企业应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从而有效遏制核心高管在企业对外直接决策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企业也可以适当选聘海外留学人才来推动企业发展,但应将海归高管的比重控制在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增加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