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论话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与冲击力，众多西方文论流派形成的历史性“合力”，推动着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持续进行。不过，“历史合力论”的优势在于指明事物前进的总体态势与发展方向，却容易对个体意义形成遮蔽效应，令人无从描述个体在总体进程中的具体贡献。当代学术研究的大趋势是，构建宏大体系的热望正逐渐让位于微观问题的解决。通过个案分析来探讨特定历史阶段带普遍规律性的现象，这样的研究方式正越来越为学界所接受。叙事学研究在西方已经融入文化研究的滔滔大潮之中，在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则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本文旨在以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为切入口，在现代性的背景里检视西方叙事学的诗学生成语境与发展轨迹，勾勒它(1979-2005)在中国二十余年间的传播、接受与应用历程，通过描述其在中国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发展与变异情况，探求叙事学引进于解决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的可能意义，以及其在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性转型所起的作用。　　 接受过程中涌现的众多创新性成果，国际化、组织化、制度化与阵地化的学术交流活动，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拓展，概念范畴在文学批评中的普泛化运用，以及叙事学悄然成势的跨学科研究等等，构成了课题研究赖以支撑的现实依据。本文认为，梳理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其性质虽属对外来文论接受史进行的个案研究，但可以由点及面地反映西学东渐对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影响是如何形成的；将在华夏文化土壤中嫁接培育出来的叙事理论形态与其原生形态相比较，也有益于叙事学自身的理论完善与理论建设；研究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还有利于总结中国叙事传统，开掘华夏民族叙事经验的精神之根，深化我们对于中国叙事特质的认识，以及为学界关于“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解决范例。　　 本课题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等部分构成。　　 绪论部分主要交待课题研究的基本情况，具体内容包括课题的理论意义、研究现状与可能性、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与希望达到的目标，以及关键概念的必要界定，为课题的进一步开展勾勒基本轮廓。　　 第一章主要从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对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批判，以及科学主义文论传统的影响三个方面考察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产生的基本语境，旨在揭示结构主义叙事学二元对立与科学主义倾向的渊源所自，在此基础上，概括性地探讨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类型、特征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按布迪厄“文学场”理论对中国接受西方叙事学的诸场域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与实用传统关联密切的科学主义意识，以及“方法论”热潮的直接刺激，构成了引进外来理论的关键性知识背景。根据接受的实际情况，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期，总结每一阶段的的主要特点，在历时性的概要描述中把握其共时性规律。　　 第三章根据接受话语的性质，从共时性角度将接受话语分为三种类型：平移整理型、交往对话型与演绎重构型，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话语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探求它们在接受环境里的实际效用，廓清理论界的某些迷思，另一方面深入追溯话语表现背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成因。　　 第四章从主体身份、应用心态以及理论融汇三个层面概括叙事学接受过程中的突出特点，旨在叙事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统摄语境下，以叙事学与历史书写、性别政治与“症候”阅读的关系处理为例证，考察叙事学的理论武器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应用情况，验证理论观念与批评实践的契合程度。　　 第五章概要探讨了中国学界于叙事学理论建设方面的若干尝试，着重考察中国引进叙事学而产生的两个理论意义：其一是关于它对解决“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的可能效应，其二是叙事学理论对于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促进作用。　　 结束语是对本课题研究的必要概括，同时考察了叙事学研究在中国繁盛的深层原因，以及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粗浅的判断。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本文秉持平行研究的思路，对西方叙事学的哲学、文学语境以及中国的接受语境进行了各自的梳理与考察。由于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同现实语境互为象征关系，因此通过将两种语境并置对照，不但可以深化对两种异质文化的认识，明辨理论发送方与接受方的理论立场，而且从可从中发掘接受差异性的渊源所自。　　 其次，论文将中国学界对叙事学理论的接受视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叙事文本，对理论进行的整理、阐释、加工、改造与应用相应地就构成该文本的叙事话语。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人们叙述什么，不叙述什么，为何这般叙述而不那样叙述，内中都包含着各式权力关系的制约作用。一般接受史研究因受线性时间因素的制约，易于流为材料的罗列史，而把叙事学的接受视为话语活动，对接受话语进行归类分析，不仅能够克服一般接受史研究之流弊，而且有利于寻绎出话语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从而对接受活动“何以如此”的现象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　　 最后，本文从梳理具体理论思潮的接受开始，通过考察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历史，分析其话语类型，检验其实践表现，意在见微知著，试图对当前理论界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贡献可能的理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