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的乐府学理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在《通志·乐略》中的理论表述,二是其在《通志·乐略》中对乐府诗的分类及其标准的探讨;三是其乐府诗创作倾向。本文即从这三个方面探讨郑樵的乐府学理念,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郑樵乐府学理论的复与变。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郑樵乐府学的理论表述。郑樵乐府学的理论表述主要体现在《通志·乐略》之中,集中表现为“声贵说”。本章首先探究郑樵“声贵说”的内涵:一是《诗》主在乐章;二是“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三是“诗在于声,不在于义”。其次探究郑樵“声贵说”产生的原因:一是义理之学的兴盛给声歌之学带来巨大影响;二是“声失”带来的诗体转关和断题取义等背弃诗歌音乐本质现象的产生。最后揭示郑樵“贵声”之举的正乐本质。第二章讨论郑樵在《通志·乐略》中对前代乐府的分类及相关问题。他的分类采用三种标准,一是以声别曲;二是“义类相从”;三是风、雅、颂三分法。三者之间有着内在从属关系。“义类相从”是以声别曲退而求其次的表现,二者统摄于风、雅、颂三分法之下。而风、雅、颂本身是为礼而作。具体分类过程中,剪裁不当,相和歌和“清商三调”以及清商曲内部出现了曲题重复现象。“琴之有辞,自梁始”以及“舞之有辞,自晋始”的论断都并非单纯是字面的意思,正反映出郑樵对南朝梁时期,文人屡屡以赋题法为琴乐著辞的不满以及“舞而有辞,失古道”的批判性。本质上这种反对琴曲、舞曲著辞的现象都郑樵复古思想的表现。第三章论述郑樵乐府诗创作。针对郑樵古题乐府《乐府四怨》与《(怨为之)解)》的亡诗进行考辨,力图通过对现存3首古题乐府本事源流的梳理找到关联之处,进而推断亡佚作品之题名和内容。其次分析郑樵新题乐府的创作内容对汉乐府精神的继承,以及大量“兮”字入诗对新题乐府徒诗化构成的消解和楚骚精神的复苏。第四章结合上述三个层面,总体讨论郑樵乐府学思想的复与变。主要从两大方面进行论说。一是郑樵在“礼乐相须以为用”的根本观点引导下,表现出对礼乐陵夷之乱象的不满,同时又受到宋代雅乐复古思潮的影响,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崇礼复古的思想。但郑樵的礼乐复古不等于雅乐复古,对宋代雅乐复古中出现的宫廷雅乐家以古律今、泥古作乐的现象也进行了批判,呼吁由“明乐之人”来典乐。二是崇礼复古之外,郑樵还有重视民间俗乐源起之功和直面夷乐变华的两种思想倾向,表现出顺应礼乐发展史的进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