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自这次会议以来，党和政府对我国的一些经济、政治、社会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和改革。政府减少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而依靠市场来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让市场的调节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由于市场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开放性等一系列特征，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快。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机械化，这样农村许多剩余劳动力也随之产生，而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正需要这部分劳动力。加之当时国家对户籍的限制也稍有放松，这就促使一个流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殊群体的产生。这一群体的户口虽然在农村，但他们不再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这部分人群从职业上看是工人，从户籍上看又是农民，所以他们在社会上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农民工”。　　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发展速度是相当迅速的，其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大量的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农民工不断涌现，他们的出现为农民工群体注入了新的力量。根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人数总额大约为2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人数占农民工人数总额的61％，31岁～40岁的人数占农民工人数总额的23％，41岁以上的人数占农民工人数总额的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1从上述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上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在这一比重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这也表明农民工这一群体正朝年轻化方向发展。对于这些年轻的农民工，由于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学术界和社会为他们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一一“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由于我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以及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面，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他们与城市职工相比，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强度较大，但是薪水却比当地职工低，再加上时常被拖欠或克扣工资使他们的工资待遇更低；受户籍制度及附属于其上的一系列制度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福利分配等方面享有与市民同等权利；某些地方政府在一些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的事情方面，有意袒护当地居民而不顾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或对新生代农民工管理处于“真空”状态；加之某些有关农民工的政策落实不到位，还有新生代农民工的部分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等。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被城市忽略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的形象与其父辈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面对以上诸多问题不再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逆来顺受了。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他们对政治参与、制度改革、文化认同等有更多的诉求。然而，我们在诸多领域，欠缺对他们的政策安排。面对这些壁垒，新生代农民工当初进城时怀揣的美好理想受到强烈震惊。可以说，他们的到来对城市的管理、服务以及当地政府的行政能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迫使政府在农民工的政策安排上不断弥补空白。　　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本研究将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政治认同的相关理论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状况和影响因素，从而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可行性路径，为维持政治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