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现的一种理论思潮,本文将运用这一理论解读哈姆雷特人物形象在中国的演变。从接受媒介看,中国受众不仅对哈姆雷特人物形象进行文本评论,而且尝试在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屏上改编哈姆雷特人物形象,表达改编者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对这一经典形象的接受。本文认为,由于不同时代受众期待视野的不同,中国受众对哈姆雷特人物形象的接受相继出现政治性解读、批判性解读、审美性解读及商业性解读等模式,对哈姆雷特人物形象的接受、解构及重构反映出接受者对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及当代社会现实的关注。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莎评学者通常以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评论哈姆雷特人物形象,对其进行政治性解读,将其脸谱化为人文主义英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多元评论的传入,中国评论家逐渐为哈姆雷特摘下人文主义英雄这一面具,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对哈姆雷特人物形象机械生硬的政治性解读。评论家对哈姆雷特人物形象评论的转变在戏剧舞台上中亦有所呈现。90年代初,话剧导演林兆华运用新手法(例如“戏中戏”、角色互换等)解构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英雄气质,将其重构为当代社会中的普通人,表达改编者的当代意识。中国戏曲艺术家亦以独特的戏曲形式改编《哈姆雷特》,将哈姆雷特人物形象本土化,塑造出别具一格的中国戏曲“哈姆雷特”,反映出改编者对哈姆雷特的审美性解读。2006年,中国电影银幕上呈现出两部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夜宴》和《喜马拉雅王子》,在当代消费型社会中,电影对哈姆雷特形象的重构亦是对其的商业性解读。本文正文包括五部分。绪论部分简要综述哈姆雷特人物形象在中国的接受史,并总结前人在此研究领域中的观点。第一章阐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变革促使对哈姆雷特人物形象的评论发生演变。20世纪80年代前,传统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在苏联莎学影响下,片面地将哈姆雷特脸谱化为人文主义英雄,缺少对其性格缺陷等方面的分析。此类解读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文学评论的影响力是真实且普遍存在的。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者相继发表论文专著,试图为哈姆雷特摘下人文主义英雄的面具,尝试分析其人性缺陷及思想困境。对哈姆雷特诠释的演变,证实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读者的期待视野有关,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又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意识形态有关,读者的无限性产生解读的多样性。第二章关注戏剧改编者对《哈姆雷特》的舞台改编,通过分析戏剧改编者对哈姆雷特形象的重构。《哈姆雷特》的戏剧改编,作为戏剧改编者对哈姆雷特人物形象特定的接受方式,反映出改编者的当代意识及对本土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哈姆雷特人物形象的改编,作为一种与其进行历史性交流的解读形式,既是读者和评论家的作为,也是改编者和观众的经历。90年代初,中国话剧导演林兆华在认同哈姆雷特并非人文主义英雄的前提下,运用新手法(例如“戏中戏”、角色互换等)解构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英雄气质,将其重构为当代社会中的普通人,表达改编者的现代意识,改编中亦融合了导演个人对人性及时代的反思。戏曲改编以独特的戏曲形式重构哈姆雷特人物形象,反映出改编者对哈姆雷特人物形象解读的审美调度,如何将戏曲形式与哈姆雷特精神统一是仍待解决的问题。第三章从电影观众观感的角度出发,视《夜宴》和《喜马拉雅王子》为《哈姆雷特》的电影改编,分析其中的“哈姆雷特”形象,试图论证中国艺术家对《哈姆雷特》的电影改编是一再创作过程,它反映出改编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反思。导演冯小刚在《夜宴》中塑造一消极避世的封建王子无鸾,影射当代社会的权力系统对人与人关系的破坏,以及当代人精神孤寂的困境。胡雪桦导演在《喜马拉雅王子》中塑造一藏族王子,将其置于更为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他所面对的问题从“生存还是毁灭”转换为“复仇还是饶恕”。导演试图在当代无爱荒原中唤起人们的饶恕意识。然而,两部电影在重构哈姆雷特形象时均暴露出以下问题：第一,人物形象生硬,缺少对“哈姆雷特”心理冲突的刻画；第二,在商业利益的熏染下,导演为迎合观众的窥视欲,给予“哈姆雷特”性爱或裸妆镜头,有损人物的审美价值；第三,在不同文化交织中,如何处理“哈姆雷特”的文化身份,有待导演进一步探索。结论部分归纳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解读哈姆雷特形象在中国接受的思路,即对该形象的文本评论、戏剧改编及电影改编再评论；总结本文研究中出现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哈姆雷特在中国”这一课题中尚待研究的话题,例如：不同接受媒介在对哈姆雷特解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何异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人物形象对当代中国戏剧家创作有何影响?等等。从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多元化的批评和改编促进受众对文本的接受和作品的传播,并且,任何批评和改编都应不断与原文本对话,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更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经典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