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本文以交往行为理论为主线，阐述哈贝马斯如何对批判理论进行基础重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创建普遍语用学，论证了交往行为的规范基础，从而完成了批判理论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型转换。　　哈贝马斯以“系统—生活世界”的理论架构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把工具理性等同于理性概念，因而得出悲观结论。实际上，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并未完全泯灭，在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中蕴藏着巨大的理性潜力。然而，由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系统”（经济和国家）的势力，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不断向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侵蚀，这是现代社会陷入交往困境的主要原因。只有倡导和张扬交往理性才能拯救现代性的理想。　　本文研究的着力之处在于，通过对哈贝马斯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揭示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交往理论之间的深刻关联。说明马克思哲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重要资源，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则为丰富马克思交往理论、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在现代哲学语境下，哈贝马斯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具有极大的交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