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伴随着全球化,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加速前进,掀起了高速的城市化浪潮,当代中国进入空间生产的黄金时代,空间的变迁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影响。中国的环境事件反映着公众的环境行为变化与空间变迁具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是从空间社会学视角通过考察人类在涉及水污染的事件中的环境行为,研究公众的环境行为与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重点以水污染事件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探讨行动者的空间地位不同与环境行为取向之间的深层联系,研究水资源空间化所反映的空间、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对人们环境行为的影响。试图解释空间生产在涉及水污染的事件中对行为者的环境行为的影响与内在推动;解读空间变迁中水资源的空间化,导致人类与自然的可及性降低,及由此导致人类的环境行为变化。以此来深化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考察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中,空间所起的作用及其所蕴含的能动潜能。　　 作为一个多维的概念,空间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使用场合中往往具有不同的内涵。列斐伏尔认为,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通过揭示城市空间组织和空间形式是怎么成为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以及揭示它们如何有助于这种生产方式所依赖的统治关系的再生产来破除城市意识形态。列斐伏尔区分了三个层面来探讨空间的生产问题: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宏观、抽象和总体性的。而福柯认为空间并不仅仅是权力运作的基础,特定的空间组织与空间关系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运作的机制。福柯的空间概念既是实质层面上的,也是隐喻层面上的。在隐喻层面上,空间作为一种知识,它也就是一种权力,空间、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权力的运作需要依赖一套特定的知识系统,知识也因此成为了一种权力。福柯的空间理论是微观、具体、策略性的。　　 以空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为出发点,本文重点以水污染事件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在水污染事件中行动者的环境行为选择,不单单是出于利益选择,同时也是基于行动者所处的空间。行动者的环境行为博弈,也不单单是涉及利益博弈,同时也是涉及空间关系的博弈。依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这正是由于空间已经变成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所以城市与乡村之间就成为一个广泛冲突的地域。而因为空间形式和组织是生产方式的产物,人们的空间关系也表现为社会关系,所以行动者的空间地位不同,才是影响其环境行为取向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同时结合福柯的空间理论,借鉴福柯提出三次空间化模式来解释水资源的空间化,分析了现代城市中水资源的看似可见而实则不可见的特性。本文认为伴随着知识对空间的改变并实施权力,水资源的空间化、社会化,与水资源伴生的公共空间的物理场所转移,人与自然的日渐疏远,人与自然的可及性降低了。这种可及性的降低使得人类对水资源的空间感知降低,导致了对水的功能性认识降低,而这正是公众普遍缺乏环境价值观,自私冷漠,采取利己型环境行为的根源所在。　　 本文尝试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分析人类的环境行为的,不仅可以为当前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理论基础,而且,也可以为现代化进程中国城乡空间的统筹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