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不能一蹴而就,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调控方式的协调配合以及调控理念的改进。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中,“数量型”调控和“价格型”调控是相对割裂的,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是由于资产配置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体量和作用越来越大,进而自然产生的一种经济特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不断扩张是“价格型”调控愈发重要的根本原因。我国所面临的情况相对复杂,在资本市场尚不健全的客观背景下,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不够通畅,短期内实施完全市场化很有可能导致市场走向混乱。因此,我国要想实现利率单边主导的市场化调控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也就意味着“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短期内不能退出,特别是起始于2020年并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冲击,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要远超金融体系,恢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国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必须考虑“数量”和“价格”的协调配合。同时我们认识到,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代表的传统的“数量型”工具,其有效性在逐步降低,我们在M2调控效果减弱,但又不能抛弃“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对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进行创新,这就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指标的重要原因。相比M2而言,使用“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控效果是否显著,这是本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重点。此外,货币政策“量价”之间的协调配合也意味着我国当前需要一种新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其政策规则的优化设计也是本文重要研究内容。从长远角度和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趋势是不变的,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繁荣仍然是未来的主流发展方向,在货币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有机地融合了“预期管理”理念的“利率走廊机制”,这将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创新性举措,同时采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机制,也将是多目标长期调控的新思路。论文研究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部分为第1章和第2章,作为整个论文的绪论和理论基础内容。其中第1章系统地阐释了我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框架选择以及当前所面临的现状,详细梳理了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相关的文献综述,第2章理论分析对应后文3-7章的研究内容,重点介绍了“数量型”、“价格型”、“混合型”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模型,并对预期管理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为第3章和第4章,分别考察了传统与新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政策调控效应。其中第3章整体分析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整体情况,研究了传统的中介指标是否面临有效性降低的困境以及其政策效应的时变特征,第4章以“社会融资规模”作为重点考察对象,研究这种新型的中介指标与传统指标的政策效应对比。研究发现,“数量型”中介工具的调控效果依然存在,而且在稳定物价方面,“数量型”调控要优于价格型调控,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更加有效和灵活。另外研究还发现“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新型指标的调控效果较M2相比有全方位提升,证明了其作为“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第三部分为第5章,承接第4章的研究结论,我国当前实施货币数量和利率价格并用的“混合型”调控,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客观需要。本章详细地对比了转型时期内,各种货币政策规则的适用性,这为中央银行的政策规则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研究发现,“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有效平衡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资产价格异动,它比单一型政策规则的适用性更强,能够兼顾现阶段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经济紧缩风险,是危机冲击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规则的占优选择。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只有当政策规则的设计满足价格调控为主、数量调控为辅且“价格型”规则所占权重在70-80%时,才能更好发挥“混合型”货币政策的职能。第四部分为第6、7章,主要针对利率调控体系以及基于预期管理的利率走廊机制研究。第6章主要描述和测度了不同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传导渠道和传导机制,并检验了货币政策效率的渠道相依性。模型推导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我们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利率对产出和价格的“双重作用”,既能影响经济增长率,也能影响通货膨胀率,同时还能够降低企业价值的扭曲效应;但完全利率市场化状态下的利率调控效果不升反降,严重损害了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说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第7章将利率波动成本纳入到利率规则框架,对利率波动成本的数量、形态等特征与变化规律进行了测度与阐释,同时基于利率走廊出现前后的利率波动成本差异,对利率走廊模式的政策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估。研究发现,我国隐性利率走廊模式显示出愈发强劲的政策优势,相较于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而言,充分疏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和机制,减少了政策执行成本和政策福利损失。自从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巨大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在货币政策设计和货币政策工具开发上进行了大胆尝试。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大量非常规政策操作,但大多数货币政策效应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有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效果。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一直比较谨慎,且根据经济增长阶段和经济周期特征,提出了逆周期调控和跨周期调控的新思路。本文关于货币政策调控的创新性研究,对实施货币政策跨周期调控和逆周期调控的有机结合,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模式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