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工业百余年的发展离不开其在不断自我调整和修正中逐渐建构的一套既稳定,又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片管理体系。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全面推进产业化进程,电影市场呈现连续的爆发式增长,但是也暴露出很多结构性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电影制片管理机制的相对滞后有关。开展中美电影制片管理机制比较研究,发现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寻找差距,并结合自身工业环境和发展阶段制定可行性路径,已成为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制片人(Producer)是好莱坞制片体系中的关键角色,制片管理(Producing)是制片人的核心使命。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功能,尤其是建国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以“指令性管理”为特征的“统购包销”制度及“导演中心制”对制片管理影响至深。制片管理成为一种行政性的计划行为,而非市场和产业行为。因此长期以来制片管理在中国被狭隘地定义为制作管理(Production management)。但是很明显,伴随着创意经济和媒体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环境改变,体制改革和产业化进程带来的内部内容结构、资本结构、市场结构等内部机制的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制片管理概念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需求,要求我们重新定位和定义其功能与范畴。　　本论文以工业史研究、比较研究、实证性研究、案例分析等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管理学、政治经济学、金融学、类型学等多学科理论为支撑,从纵与横两条主线对中美电影制片管理机制进行了综合、深入的比较研究。纵向来说,本文分别以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制片体系的演变和中国电影制片机制的演变为主要线索,梳理了中美两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的演变逻辑和历史脉络,为当下的一些问题研究准备了一种充分的史学关照。横向来说,本文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野层面对中美电影制片管理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宏观层面关注工业体系中制片管理体制的运行,中观层面关注制片主体内部的制片管理机制设置及内部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制衡,微观层面从制片人机制设计、融资管理机制、剧本开发机制等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制度设计、权力关系是本文始终专注的研究焦点,制片人是本文始终锁定的重要研究对象。　　本文共分为导论和六个章节构成。导论一重点阐述了本研究的意义、范畴、方法和目的。第一章从产业史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了经典好莱坞“制片人中心制”的理论背景、工业背景和运行机制,阐述了其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整体影响。第二章从宏观视角出发,将制片主体作为工业体系的一部分,系统分析了好莱坞制片管理结构从传统的“制片人中心制(central producer system)”过渡到独立制片人为主体的“打包单位制度(package-unit system)”的理论逻辑,揭示了其转变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因素,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脉络,探寻制片主体与其他工业主体之间的运行与权力制衡关系,分别对好莱坞、中国宏观制片管理机制及两国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第三章从中观层面出发,将视角锁定在制片主体内部的制片管理机制建设上,探寻中美两国制片主体内部制片团队的变化、部门的权力转移等问题,并进行比较研究。第四章到第六章从微观层面关注电影项目的制片管理实践,锁定电影项目制片管理中的制片人、融资和剧本开发三个核心环节,分别对中美两国的制片人机制、融资管理机制和剧本开发机制展开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研究。　　在比较研究过程中,本文始终坚持不能忽视中美电影在功能、属性、产业化时间坐标、市场定位、观众的文化观念和审美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能忽视中国电影产业在近十年的产业化探索中在机制创新所取得的成就等基本原则与立场,避免陷入一种对两个不在同一个时间坐标上的工业体系的纯数学逻辑意义上的比较分析。因此,既要看到中国电影制片管理机制在产业化进程中积极借鉴好莱坞经验,并结合本土发展实际取得的成就,也要认识到自身存在很多结构性缺陷,全面审视自身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为相对完善的中国电影制片管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