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康德著名的“哥白尼式革命”为切入点，指出康德实现的所谓“知识”来源从“对象”到“主体”的转移的“哥白尼式革命”，并非单纯是一场认识论革命，其实质更是伦理学的革命，是一种新的主体价值观的确立，亦即康德通过确立主体的绝对地位，为人的先验自由提供了哲学论证，从而为人的道德行为的可能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论证方式与以前的伦理学相比，不仅高扬了主体的价值，而且建立了纯粹的、不带任何经验色彩的道德形而上学，这种伦理学强调道德法则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强调道德动机对评价道德行为的首要性。康德将伦理学“上升”到形而上学的位置，是基于他对道德形而上学纯粹性的方法论追求。正是这种新的方法论特征，使得康德的伦理思想的实践性问题饱受争议，自康德时代起就不断有学者指出，康德所建立的纯粹的、先验的道德形而上学，因为缺乏实际经验基础，因而也缺乏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通过梳理这些学者对康德伦理思想实践性问题的质疑，回到康德文本自身，对这些质疑的合理性及其误解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康德伦理学尽管具有明显的二元论特征和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其实践性问题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不仅康德自己早就先知般地做出了回应，而且也可以从康德伦理思想的巨大理论和实践影响中看到．本文重点选取了与康德同时代的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康德之后的马克思、威廉姆斯等学者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主要通过重新审视和解读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实践理性批判》等著作，从人同时属于自然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双重属性、原型世界与摹本世界的关系、三个公设以及康德伦理学的问题域特点四个方面，论述了康德伦理学实践性问题的产生及其合理解释。最后，本文论述了康德伦理学在当代西方的重大理论影响及其实践意义，分析了康德伦理学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重要价值。随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各种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凸显，道德失范与道德滑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们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之下，凸显普遍性规则和诉诸理性自律的康德伦理学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建设就具有很强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这一点也是本文选择康德伦理学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