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口译作为促进国与国之间交流的工具,重要性也日显突出。在各类口译中,外交口译关系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其质量好坏影响着外交活动的成败。因此,研究外交口译意义重大。　　 近年来,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口译已成为趋势。作为指导话语交际的基本准则的格赖斯合作原则,也越来越多地用于指导口译实践。然而,在现有口译研究中,合作原则主要充当评价口译质量的标准,研究多将合作原则的偏离视为恶性偏离(ineffective violation)；偏离合作原则的原因也多通过吉尔的认知负荷模型得以分析,具体分析过程过于主观且缺乏实际调查印证；对外交口译中合作原则偏离的研究极其有限。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以温家宝总理2009和2010年两会新闻发布会的交替传译为例,总结外交交替传译中译员如何偏离合作原则的各项准则以及偏离后的效果,证实在外交口译中存在良性(effective)和恶性(ineffective)的合作原则偏离；并以吉尔认知负荷模型和斯坦泽尔的交际信息流动模型为框架,结合外交口译的要求和特点分析偏离的原因；进而证明良性的偏离(effective violation)可在口译中充当策略来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　　 通过实例分析并对从事外交的译员进行电话采访,本文发现在外交口译中,译员会偶尔偏离合作原则。在其四准则中,关系准则未被偏离,量的准则偏离次数最多。大部分偏离为不利于交际顺利进行的恶性偏离,极少部分是为实现交际目的进行的良性偏离。造成恶性偏离的主要原因为译员在听力、分析、笔记、短期记忆或输出过程中有限的处理能力,良性偏离主要受译员语境意识的影响。偏离合作原则可以被译者作为策略来实现交际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