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捕权和公诉权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的两项重要公权力,通常认为批捕权具有司法属性,是一种被动的居间裁决中立性质的权力,公诉权具有行政属性,是一种主动的具有倾向和侧重性的权力,两者具有不同的价值理念和行使方式。而在我国,两项权力都由宪法赋予给检察机关行使。在检察机关内部将同一案件的逮捕和公诉程序分配不同检察人员承办,即“捕诉分离”模式,由同一承办人员负责,即“捕诉合一”模式。考虑到两者的性质区别,检察机关基本保持了“捕诉分离”的工作模式。捕与诉的分合,表面上看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划分,但实际上,新的制度对刑事案件控辩审三方的地位和作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予充分重视。理论界有学者认为逮捕权应从检察机关中剥离交给法院行使,如果短期内不能实现的话,至少在内部不应由同一检察官负责,否则会导致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缺失,让检察官在审查逮捕阶段丧失中立性,使逮捕权沦为公诉权的附庸,对此,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考察了该机制运行一年以来的实际情况,对该项机制在刑事侦查、刑事辩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等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笔者认为,该机制具有较高的制度价值,能显著提高诉讼效率、畅通捕诉衔接、强化侦查监督和加强案件质量,是一项利大于弊的抉择,同时,笔者综合工作实践,对捕诉合一机制存在的问题、解决措施提出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避免出现“牺牲公正来提高效率”的代价,力求助推“捕诉合一”成为符合国情、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具有司法实际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