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作行为受到日益关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两难博弈中惩罚与合作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惩罚系统带来的警示和威慑，使得搭便车者在此后表现出合作行为，但同时由此产生的焦虑和不安的情绪体验，也会对合作决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如何提升惩罚系统的效能成为社会管理实践的焦点。　　基于外设制度与第二方协调并行的惩罚设置，本研究主要从搭便车者/背叛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宽容作为提升惩罚效能的弹性因素，对于两难合作行为的影响。整个研究由3个实验组成，共有312名被试参与了实验。其中实验一探讨了在有无宽容设置及是否得到宽容对不同初始合作倾向个体的合作影响，说明宽容促发了高低合作者的不同表现;实验二重点探讨不同宽容水平环境下的人际信任、团队认同及后悔水平的变化，以此说明宽容同时促发影响合作行为的正负效应;实验三重点比较亲自我型个体与亲社会型个体，对低中高宽容伙伴的关系持续意愿度及合作分配行为，结果表明社会价值取向在宽容影响合作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研究整体得出了以下结论:　　(1)有无宽容设置对不同初始合作倾向个体的影响不同，高合作者在有宽容设置时投入水平下降，而低合作者的投入额没有出现显著变化;　　(2)是否得到宽容对不同初始合作倾向个体的影响不同，相比于未得到宽容的情况，高合作者在得到宽容后体验到更多的内疚感，增加更多的公共账户投入，而低合作者正好相反。总体来看，不论是否得到宽容，个体在宽容实施过后的投入水平都显著上升;　　(3)不同宽容水平环境对搭便车者的合作行为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随着宽容水平上升，个体的团队认同感和人际信任感都显著上升，后悔水平出现显著下降，说明宽容同时促发影响合作的正负效应;　　(4)随着博弈伙伴宽容水平的上升，个体对其的关系持续意愿度显著上升，其中亲社会者的合作分配也随着宽容水平上升而提高，但亲自我者在三种伙伴间的分配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宽容作为惩罚制度的弹性因子，一方面促发影响合作行为的正向效应，修复因惩罚而破坏的人际信任，同时提升团队认同感;另一方面，宽容引发后悔水平下降，从而削弱个体对不公平行为的补偿意愿，抑制合作的发生;同时，宽容对于不同合作特征个体的影响虽然存在差异，但不论是对亲自我者还是亲社会者，均不会带来搭便车行为的“得寸进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