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方面要用科技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提高技术吸收能力；另一方面要扩大内需,平衡内外需求结构,改善投资与消费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本文从金融的视角研究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金融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又重新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利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研究了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畅通无阻的传导机制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进而推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以及长期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隐性税收机制逐步瓦解,为了支持渐进式改革,金融部门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动员性扩张型金融发展模式取代了财政投资的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支持政策为公有经济部门融资,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约束机制的改变,金融支持政策的收益正在下降,而金融风险却在不断积累,成本在递增。另外,随着干中学经济增长源泉逐步枯竭,需要引入技术进步的增长源泉。技术进步并非由社会总投资规模决定,而是取决于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需要转变,逐步从数量型扩张向市场配置转型。本文考察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体系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机制。基于Romer(1990)中间投入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把金融部门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同时考察了金融部门通过提高研发的产出效率和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均衡的求解,得到稳态经济增长率依赖于金融发展水平这一关键结论。金融发展通过直接为研发融资和提高技术吸收能力两种机制,提高了研发的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论文进一步用中国1998～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体系促进增长的机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研发促进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提高了对国外技术的吸收能力,并且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要大于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由于金融部门的发展是有成本的,需要吸收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当金融部门过度发展时,过多的资本被配置到金融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投入不足,因此,金融过度发展会造成实体经济萎缩,反而阻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非线性的。本文利用金融体系发达的OECD国家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的非线性增长效应。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倒U型。经济中存在最优的金融规模,而且潜在的最优金融规模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决定。最后,论文还探讨了金融发展对贫困人口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如果金融发展仅仅只是提高了当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就只对富人有利,从而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当金融发展表现为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从而使得更多的低收入者和小型企业能获得金融服务,贫困人口的收入会上升,收入分配差距会缩小。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贫困家庭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导致贫困家庭收入的增长率要快于平均GDP的增长率,从而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有大约31%归因于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剩下的69%是由于金融发展提高了总体的经济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