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中央政府开始了对普安地区的直接治理,针对普安制定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政治上,朝廷逐步确定了普安州的政治格局,尝试推行改土归流,令其州、卫、营同地分治。军事上,则设卫屯驻,派大军镇守。文化上,大兴文教,设学开科,实现了普安州儒学零的突破。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普安州的社会发展,但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均不能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等诸多问题,在一开始就为地方治理埋下了诸多隐患。明弘治年间普安州爆发的“米鲁之变”,其爆发原因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牵涉范围广,事件影响大。首先,贵州土司的承袭管理历来便是一大难题。朝廷通过制定一系列土司承袭规定,尝试解决这一难题,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使得米鲁、安民、阿保等有机可乘,以达到谋夺普安州土司继承权进而掌控普安州的目的。其次,彝族土司的女土官传统及米鲁自身的权力欲望也是驱动米鲁引发争袭事件的一大动力。再者,“米鲁之变”跨连多省,多有邻境土司参与其中,在此过程中,土司之间的纷争与联合体现得淋漓尽致。最后,明中后期,卫所力量已十分衰弱,以至“米鲁之变”发生时,普安州的屯军已经无法发挥作用,原本维护地方安稳的军事保障失去了意义,这也是“米鲁之变”不能及时得到处理的重要原因。在事件中,各路官军之间、官军与乱兵之间、土司与官军之间形成了一个贿赂关系网,各方的利益需求使得互相勾结成为常态,致使“米鲁之变”迟迟不能解决。从“米鲁之变”这一事件来看,普安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格局以及强横的土司力量等都决定明廷不能用常规的手段对其进行治理,这在当时也是整个贵州都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一线路”的战略定位影响下,明廷对普安州乃至整个贵州的治理目标是“不为乱”以及“道路畅通”即可,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地区的治理问题,诸多隐患也导致“米鲁之变”一系列动乱事件的发生。而乱后,明廷的消极治乱范式也使其无法及时消除事件影响,只是勉强维持暂时的稳定而已。对于以普安州土司为代表的本土势力而言,适应、利用明廷的治理措施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延续成为了重要的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逐渐从化外的“土酋”转型成为王朝国家的“土司”。于明廷、卫所、流官而言,由于在普安州的综合实力远远不及本土势力,所以始终未能完全控制普安州,导致普安州土司一直在“乱”与“服”的过程中反复,朝廷也在“顺其自然”与“治其乱”的过程中不断徘徊,这正是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持续互动的深刻体现。明初普安州“土流并治”体系的建立,是明王朝站在了国家法统的高度,在尊重土司等地方势力继续发展延续的同时,使普安州一带开始了从“羁縻之国”到“渐比中州”的历史性转变。“米鲁之变”中的各方都是在这一规则的管控下,积极利用其中的某些缺陷谋求自身利益,这也是普安土司逐渐融入大一统国家政权历史进程的体现。但这一事件也反映出明初制定的“旧制”到明中叶已难以维持,而中央政府所坚持的“旧制不可轻改”及十分有限的善后处理,仍是在平息动乱的前提之下,继续坚持普安州势力悬殊的“土流并治”格局。一方面是明廷在处理普安等地区的治理问题时,整体上缺乏一定的改革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则是面临众多困境而无法进行切实有效的治理,陷入了“治”与“不治”的矛盾状态。总的来看,“一线路”治理定位以及长期以来的过境开发状态,难以激发普安州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使得地方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困境终明之世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