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转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传统的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呈衰退趋势,经济增速也由两位数的高增长逐渐走向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益的中高速增长。农民工市民化是支撑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完成顺利对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条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破解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是分两步进行的,即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过程。作为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仅仅只是实现了职业上的地域转变,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农民工市民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呈现出成本“高价化”、进程“二元化”和结果“半市民化”等特征。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阶段,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而逐渐消除,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化主体而增强。农民工自身市民化能力的“无形门槛”将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一方面,经济融入能力较弱,即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能够分担市民化的外部成本,农民工自身仍难以承担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另一方面,社会融合能力不足,社会交往固化,心理归属感缺乏,政治参与意识淡薄,维权能力弱。破解这一难题关键要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有研究更多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意愿问题,而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从理论分析和测度指标两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将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使用中山大学2014年CLDS数据测度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采用成本模型测算了2010~2016年农民工市民化年均总成本。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从理论层面上阐释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权利要素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的作用机理,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受教育程度、参加培训次数、工作经验、职业技能、社会熟悉、政治参与、参加社保对市民化能力影响显著。据此提出以教育培训、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培育、户籍制度重构和社会保障制度回归为主要路径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本研究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为制定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建议提供依据。论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通过厘清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分析传统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明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是“人的城镇化”。结合托达罗模型和卢卡斯模型阐释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及其与市民化能力形成的关系。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和中国劳动力乡城迁移阶段论提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影响。第二部分为中国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历史演进及其市民化制约因素。论文按照户籍制度变迁历程把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进城劳动限制的初步放开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开端;第二阶段,农民工群体大规模形成与农民工的规范管理;第三阶段,农民工权益保护阶段。第四阶段,农民工逐渐市民化的阶段。论文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不足是当前制约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第三部分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构成及测度。首先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构成要件及其特征表现。其次,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经济融入能力和社会融合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市民化能力综合指标体系,得出农民工经济融入能力弱,社会融合能力不足。最后,借助成本模型测度了2010~2016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年均总成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并利用博弈矩阵分析,构建了市民化成本分担思路,提出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滞后的关键。第四部分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计量检验。首先阐述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权利要素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其次,采用Stata13.0软件并运用有序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权利要素和相关其他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得出受教育程度、参加培训、工作经验、职业技能、社会熟悉、政治参与、参加社保等对市民化能力有显著影响。第五部分为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对策建议。对策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第一,基于人力资本视角,提出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途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第二,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提出以构建“弱关系型”和“契约型”社会网络和组织型社会关系为基础培育农民工社会资本;第三,基于权利要素的视角,提出以户籍制度重构和社会保障权利回归为核心赋予农民工权利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