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撰译了大批中文著作,涉及天文、数学、哲学、宗教等多方面内容。晚明之际,这些著作受到了不少好评;但在清代,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这些著作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为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清中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西书”问题上的变化。具体来说,本文将《四库全书总目》的目录学研究用于文化史分析,通过整理、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西书”的著录、分类、评价等各方面内容,勾勒和描述了《四库全书总目》在处理“西书”时的依据及主要特点：应循传统目录学的处理策略、能够保持相对客观开放的学术态度、注重实践检验和学理探讨、注重学说的系统性与传承,等等。通过这一研究,本文认为,“西书”虽然在晚明颇受欢迎,但清中期的知识分子却对它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比如《四库全书总目》),这确实有学术上的考虑,而不只是缘于狭隘的民族情绪和禁教的政治氛围。在这种学术的内在理路中,本文还以戴震为例,通过比较朴学家和明末士人对“实”的不同理解,揭示了朴学家以经学为中心和注重考据的倾向,并分析了这一“朴学”风气如何影响到《四库全书总目》对“西书”的评价。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如果说“西书”推动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发展,但随着明清实学发展到“朴学”阶段,“西书”反而受到了“朴学”的批评,这正是明清士人针对天主教做出不同回应的背后所存在的学术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