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电信改革浪潮为世界电信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成长环境，许多国家都将电信业列为优先发展的产业，但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已有电信规制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不同，各国电信业规制放松路径和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体现出不同的优势路径。 本文在规制经济学实证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和博弈论主要研究了以下内容：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是理论回顾，首先对电信业这一概念作了界定，并进行了规制放松的制度经济学分析，阐述了规制放松是在技术进步和各利益集团博弈力量变化下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制度均衡；第三章构建分析框架。以低效率的制度环境再生出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为前提，为分析我国电信业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基础；第四章分析电信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与国际发展经验，为全文提供实证依据——技术进步使得电信业已不具有自然垄断属性，而各国实践也证明可以在电信业建立有效竞争体制，但不同国家规制放松的路径有着明显的差异；第五章对我国的电信制度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变化探讨了电信制度变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技术变革、市场需求、相对价格变化以及其他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制度需求的变化，而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以及对其他制度的吸收借鉴引起了制度供给的变化(对电信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电信业成为高盈利产业、相应的意识形态变化以及中央政府面临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因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部门垄断体制和大规模专用网络等因素，我国电信业规制放松具有“边缘性进入”的独特性，而这一特征与电信业仍然存在的网络经济效应结合起来，使中国电信业至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有效竞争体制而处于一种“闭锁状态”：部门垄断基础上的市场垄断和合谋)。通过以上分析，为我国电信竞争优势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现实基础；继而形成了关于我国电信发展的理论和政策思考，并对我国电信业竞争优势路径选择及未来监管趋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指望单独的某一种力量来促使中国电信业向更优制度演进是不太现实的，中国电信业有效竞争体制的实现，既需要在WTO框架下引入外资和国内民营资本的参与，更需要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