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书法的冲击首先来自文字。通过清末民初文字改革的追溯,让我们看到首先是民间智识人士出于大众化需要而对旧文字的实用化处理,其对待旧有文字并没有彻底否定与反叛的价值指向,只包含对文字理解的现代性性质。这一问题,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因钱玄同、傅斯年、鲁迅等一批新知识精英的鼓噪而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钱等人认为,旧文字不单在于难写、难识,更在于其作为“经学”的承载而与“经”同构为“封建、落后”的性质与价值构成,由此从“反封建”的革命性质角度出发对“旧文字”及与“旧文字”相同构的“书法”、“经学”打倒在一起。文字是中国书法的传承性根基,内中包含中国文化的宇宙观与价值观、价值实现方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传统书法的第二轮冲击则来自于“新书写”——以印刷、钢笔等工具化、工业化、标准化来体现时代性、现代性价值的书写范式。与“文字改革”相同,当这种新书写范式与“革命”发生同构关系,并有了新文字、新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其不仅促成了文字与书写存在的新、旧替代与排斥关系,更在观念与价值层面促成了敌对和排除关系。这正是以旧文字与旧价值等相同构的“书法”在受到美术字进一步冲击后而采取的向“艺术”价值安放的原因。这一背景对于理解民国“书法”的“转型”极为重要。此前研究都有此方面的探寻,但没有发现这种“性质同构”关系促成的“价值排除”,从而将文字改革与印刷术等当成“影响因素”或“外在条件”去看待,对于理解书法环节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不够明朗。顺着这条脉落,我们会发现于右任《标准草书》的动机与来历——文字改革的现代性指向与民族主义的深切情感,甚至也包括于右任对书法的个人情愫。然而,虽然民国时期以民族主义重新修订了社会道德价值方向,却无法动摇以“德”和“赛”完成的、沿袭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新宇宙观与现代性价值,后者是时代更强烈的渴望与诉求,已经在社会观念结构中基本完成了统摄地位。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发现诸如草书运动、新书法革命中呈现的“二元四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情感纠结与价值纠缠。于右任并无例外,其《标志草书》正是体现。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一般研究仍局限在“书法”本身——哪怕有文字改革与民族主义的因素引入,并没有将观念结构的价值关系有效落实在“标草”分析上。最为有趣的是,如果沿着从标草到于草的脉落去考察,我们发现于右任出于时代性、公共性所做的“草字”贡献最终沦化为“圣千”笔墨的重构带给他个体的私人性完成。由此我们似乎发现任何一个时代的书法创造,都离不开时代价值的冲刷与个体生命的领悟,也无法脱身公共性的道德责任与私人性的性情使然。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便由“书法”的危机进入到“书法”的创新或创造。这一结局似乎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