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火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军火贸易也因此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上的战略工具，军火贸易不仅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而且是保障军事安全的重要于段。美国与台湾的军火贸易对于买卖双方来说也具有同样的战略意义。　　自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美台军火贸易经历了一个反反复复、此起彼伏的过程，美国对台军售的历史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里，美国都会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利益的转变来调整自己的对台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总统任期内，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以及军售数额都是有所差异的。美国对台军售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是因为美国和台湾都可以从军事贸易中获得重要的利益。总的来说，主要是因为对台军售可以给美国带来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上的综合收益，而台湾也能从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军火供应中获得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的保障。　　美台双方都是假定的理性行为体，这就使得政治经济学中的博弈方法可以成为美台军火贸易的一个分析框架，美台中三方的博弈过程也充分展现了美台军火贸易的复杂性。美国和台湾会根据白己对预期收益做出的判断来决定是否进行军火贸易，而中国则依据美国和台湾双方的买卖行为来做出策略选择，若美台军火交易能够达成，中国就会进行口头抗议或者实施反制，美台中三方最终的综合收益也取决于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军火贸易是否达成以及军火贸易的数量。在理性决策的范围之外，各方还会依据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利益的轻重缓急来制定军售政策，若军事安全作为国家最根本和最敏感的利益遭到威胁时，美台各方都会以其他利益为代价来展开军火贸易。　　军火贸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众多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美台军火市场的脆弱性、美台中三方以及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环境。军火市场的发展是因为供求关系的存在。由于军火的稀缺性、高度的政治和军事敏感性以及台湾自身生产能力的不足，美台军火贸易市场是由美国主导的卖方市场，台湾对美国在军火供应上的非对称性依赖使得台湾受制于美国，同时，美国国内的各个政治团体如政府、议会以及利益集团等等，都对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施加了或轻或重的影响。通过官僚政治模式以及府会互动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总统是美国决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角色，总统拥有绝对的外交决策主导权，而国会处于决策参与地位。在不同的政府任期内，国会对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但总体上，国会都扮演一种积极推动对台军售的角色，国会在国内问题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总统和国会在对台问题上的互动和争议往往以总统的胜利而告终。利益集团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与政府和国会的关系不同寻常，不仅与政府和国会来往密切，而且通过各种游说活动来影响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他们是对台军售的最大受益者。而台湾岛内的民主政治、中国的强烈反应也从侧面给美台军火贸易造成某种制约作用。台湾岛内的议会、在野党或者台湾民众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部门的决策形成影响，台湾从美国购买武器也受到各个机构如监察院和审计署的监督。另外，中国在美台军火贸易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于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为了在未来国际事务中寻求中国的合作与支持，美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对美台军火贸易的反应。由于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亚太地区国家也对美台的军火贸易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不论是当前还是未来，美台军火贸易都受到政治、经济方面因素的推动和制约，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使其在未来仍然采取保守的对华政策，而台湾岛内长期盛行的台独和去中国化的言论也模糊了岛内民众的民族认同感。这些因素都会促进美台军火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美国和台湾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美台军火贸易并不能完全满足双方的经济需求，而且在国际事务中，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对美台的军火贸易予以强烈的反对，这些因素将制约美台军火贸易的发展。根据以上因素，美台军火贸易的未来走势是一个可以预测的方向，它将取决于美台中三方在互动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