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贸易保护主义、难民潮、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层出不穷,现有全球治理秩序面临挑战。同时,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和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开始将更多力量投放到亚太地区。美国相继实施的“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导致中国周边环境出现复杂变化。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大国不能自贫穷混乱之带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依托和平稳定的周边。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就应世而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先行地和示范区。与在相近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欧洲共同体不同,中国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主要依靠观念共识与利益共享,在我国周边形成中国与邻居守望互助、合作共赢的观念意识;促成包容、开放、合作、互鉴的国家间交往准则。这一路径与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提出建设基于友谊集体身份的“康德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皆是要打破建立在国家“自助”体系之上利己主义观念,实现国际体系转变。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以来,我国以“一带一路”为依托,持之以恒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其中“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以及“中巴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依托,取得显著成就。它的成功表明,只要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民众,点燃周边国家参与热情,就可推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渐形成基于友好的集体身份,促成“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根开花,结出“共赢”果实。中国周边国家众多,实现“命运共同体”需要辅以科学有效的路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经验及温特建构主义学说,为“周边命运共同体”实施路径提供了现实与理论支撑。首先通过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四个变量减弱利己身份,促进集体身份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以经济往来,增强相互依存基础;以安全合作,提升共同命运认同;以文化互鉴,增加同质性认知;以制度内化及外化,克服信任问题。在集体身份驱动下,行为体会偏向合作导向的利益界定和实践活动,合作行为不断重复又可以通过“反射评价”不断加深集体身份,形成彼此间基于友好的文化认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中国保持持续地区领导力,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我国周边区域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