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年国际贸易的发展,不少的经济学家都对其作过深入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逊就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认为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意味本国进口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与先进管理经验的传播,有利于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而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认为,西方资产阶级通过对外贸易“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原来还处于原始的或自然的经济状态下的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国际商品交换领域中,并且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的销售地。我认为,这两者的结论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的汉口都是适用的,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汉口内外贸易发展的详细探析,让人们看到汉口及当时的中国被迫卷入国际经济体系中,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地,同时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及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又或多或少地促进了汉口某些产业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启动了武汉的现代化并推动其进程。本论文的第一章简要回顾汉口兴起的历程,在1861年实质开埠之前,由于汉口地处九省交会之所,早已形成了庞大的汉镇商业网络,有八条商业路线与全国各地相连,汉口成为全国商业体系中的主要一环,成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而汉口自身商品市场发达,并形成了几大商品交易市场如盐业市场、粮食市场、竹木市场,此外还有纺织品、矿产品、药材、典当等市场,都极为繁盛。集散中心的汉镇商业的形成发展带动了汉口周边手工业的发展,商人自身组织如行会、会所也大量涌现。同时,由于外地商人居多,也给当地民生民俗带来一定影响,推动了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与服务业的兴旺。但当时的汉口仍是一个封建性的商业市镇,其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启动。18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打破了汉口的宁静与喧哗,使汉口及其周边的经济发展遭遇重挫。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签订,汉口被开辟为商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长江中下游恢复平静,1861年汉口开埠,使汉口开始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汉口内外贸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本论文第二章对开埠之后汉口内外贸易商品量、商品结构、市场结构及中外商路的变化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贸易量从1860年代到1890年代初期,每年4000万两上下迅猛增加到1910年前后的1亿五千万两,商品结构商从开埠初期进口棉、绒类等少数几种商品到1900年前后棉绒类、日用百货、金属制品、生产资料、奢侈消费品等,种类繁多,反映了汉口人生活时尚的变化与生产、交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出口商品方面,从开埠初年主要是土产品到后来出口轻工业品甚至钢铁产品。在市场结构上,从国内来看有从长江沿岸港口逐步向全国各主要港口扩散的趋势,从国际上看,进出口商品从以英国、俄国敖德萨为主向世界各大洲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扩散,整体市场格局由单一走向复杂,并趋向多元化。随着汉口国内贸易商路的恢复,汉口在国内市场中的贸易中心地位更加巩固。西方列强的到来与汉口海外贸易线路的出现,使汉口的贸易地位与性质较前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即由国内商品集散中心转变为面向世界的贸易都市。汉口贸易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一个转口贸易港,大量外国商品经汉口转运内陆各地销售而内陆各地的农、土产品经汉口转销国外。在汉口的对外贸易中,间接贸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我们通过有关的数据分析发现,在1865-19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汉口的间接出口额在与上海、广州、天津等口岸相比居第二位,占全国间接进出口额的比重在25-30%之间,而直接进出口额则大部分时间处于第四位,占全国直接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几,洋货直接进口额在1901年才超过百万两大关,土货直接出口额到1907年才超过千万两大关。这足见汉口的贸易性质。同时在汉口贸易市场上,贸易主体与中介具有多样性,如洋行、洋商、国内商帮、牙行、吗监等,它们共同作用于汉口市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本论文的第三章对此有较详细的分析。论文的第四章着重探讨了汉口贸易发展的原因。首先是外力入侵与清廷的变革。1840年鸦片战争及以后,清廷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系列不平等条约,通商口岸的开辟,列强各项特权如协定关税、内地通商航行权、开辟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制权等的获得使国门洞开,内地市场对外开放,中国成了西方列强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及掠夺原材料最好去处,而各通商口岸也由于外力的刺激使其经济与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满清政府也由于利权外溢,税收减少,财政入不敷出,加上赔款重压,不得不进行变革,实行所谓“新政”,以鼓励、保护、发展工商业,从而也为通商口岸的贸易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客观环境。其次湖广历任督抚也都采取了一定的恤商、便商政策,特别是1889年张之洞督鄂,张氏采取了系列洋务新政,兴商务、勉工艺、联络商情、讲商学、长智术、开风气、恤商力,发展工业,使得清朝末年,汉口贸易的发展在政治上有了基本的保障,从而也使汉口一跃而成为国内的重要通商口岸。当然,近代商事机构的作用在汉口的贸易发展中也是不能低估的,一些民间的商业组织如公所、会馆及后来的商会,在统一度量标准、提倡诚信贸易、调解业内矛盾、共同抵制洋商及商会在培养商务人才方面都起过积极的作用。湖北商务局的设立,是张之洞新政的措施之一。作为一个新的商业管理机构,商务局在维持货运秩序、市场秩序、整治拖欠、办商报、开商智、推动工商实业发展等方面都有得力的措施与行动。此外,江汉关的设立与运作,海关管理职能的发挥特别是缉查走私,加强货运管理与海关统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维护长江上的贸易秩序等对汉口贸易的兴盛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论文的第五章及第六章主要讨论了清朝末年汉口贸易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在经济效应方面,首先是湖北近代工业的兴起,由于巨大贸易利润的吸引,俄、英等国资本首先于武汉设立近代工业,此乃湖北近代工业的萌芽,及至张之洞督鄂,为了塞漏卮、争利权而在武汉大势兴办近代企业,使武汉的近代工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也是由于外贸利润的刺激与吸引,武汉近代民族资本也纷纷投资民用工业,使武汉的近代工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有了飞跃发展。其次是民族航运业的进步。由于内外贸易的发展,汉口港进出货运量剧增,从事货物运输有利可图,外国航运势力的进入,攫取了丰厚的利润,使中国古老的帆船运输受到冲击,但帆船运业坚持自身的特点及汉口周边客货运输的客观需求,仍顽强生存,并与轮船运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武汉近代轮运业在1890年代以后有了艰难的起步。第三就是汉口近代金融业的变革,钱庄与票号是中国传统的金融业,但在贸易发展的刺激下,作为为贸易服务的金融业也发生了近代变革,钱庄营业范围的扩大与业务种类的改变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近代化变革的一个佐证。外国银行的来汉及1890年代中后期的迅速扩展,冲击了古老的钱庄业,使二者之间矛盾加深,外资银行也逐步主宰了汉口市场。民族银行业也在二十世纪初年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在实力与业务上与外资银行则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效应方面,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湖北近代工业,使湖北产生了早期的产业工人与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为了培养商务人才,广办新学堂,派遣留学与游历又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从而使武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同时为了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汉口城区不断扩展,新型码头与货栈的兴建、近代邮政、电话业的兴起,道路、水电工程的完善,城市公共消防体系的建立,市容市貌的日新月异,使武汉逐步走向现代化。与此同时社会风气日益开朗,民族意识逐步觉醒,社会中出现了如重商主义等新的社会思潮。总之,贸易是经济的发动机,是现代化的推动力,它带来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启动了武汉现代化的进程,唤醒了人民的民族意识,推动了社会风气的革新,并为最终的社会变革积聚了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