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文化因子。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调和仍然是人们探索未来的重要思考之一。晚清以来的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中西会通等主张无一不是在调和中试图寻找中西文化的会合点。　　晚清社会变化缓慢而深刻。杜亚泉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但他毅然抛弃传统的科举仕途,自学近代科技文化,传播西方科技文明,为中国近代的科学普及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清末民初社会政局动荡不安、文化思潮激荡纷乱的社会现实,杜亚泉主张调和新旧、折中东西,就政治、社会、文化、人生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调和主张。政治方面,杜亚泉主张政党调和、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调和、和平主义与国家主义调和。他认为政党只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二者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衡又相互依存、互补调和。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他反对任何一方独大,要求明确中央与地方行政界限和官员职责,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关于和平主义与国家主义,他既反对极端的国家主义,也反对无原则的和平主义,针对国情取二者之长,提出调和的协力主义。文化方面,他主张新旧调和、中西调和。他对事物发展持接序、渐变的观点,认为新旧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完全可以调和的,他认为中国的旧道德绝大部分都可以和新时代、新道德相调和相适应,同样,新文学与旧文学也是各有其长、各有所适、应该并行不悖。对于东西方文化,他认为二者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性质不同而非程度之差,他明确提出东方属于“静”的文明,西方属于“动”的文明,东西动静应该互补调和。此外,杜亚泉还主张个人与国家各守分界以达平衡与调和,避免纷争与冲突;既要科技救国发展物质文明又该精神救国发扬传统文化;人生追求应该持中守本,既要奋斗又要克己,在爱与争中保持平衡。　　杜亚泉运用调和、协力、统整、接续主义等概念构筑了一个较完整的调和思想体系,内容丰富而全面,具有较强的学理性,调和在其思想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杜亚泉的调和思想既有传统的中庸辩证思想基础又借鉴了西方自然与人文科学的进化论与自由主义观点,从而提高了晚清以来调和思想的科学性。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中西文化调和的产物,他主张多元思想调和,反对一元独断,同时,对各种思潮的尖锐对立与混乱,他主张协调,提出统整。既主张多元又强调统整,其实质是希望达到有序进化的理想状态。,这种调和思想不仅在五四时期的激进氛围中彰显出独特的思想价值,而且其多元性、开放性的特点颇具现代思维品质。杜亚泉的调和思想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地位突出,在整个近代调和思潮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杜亚泉的调和思想对处理社会多元化中的矛盾与纷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