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政策能否促进及如何促进城市创新,是中国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考虑到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持久性、高成本性和艰巨性,准确评估获批创新型城市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识别出创新型城市政策的影响机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显得至关重要。然而,较少研究关注设立创新型城市试点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的实证考察,特别是缺少对于试点政策由于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文旨在通过2008年开始的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003—2016年城市级别的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考察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的创新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获批创新型城市可以显著提高城市创新绩效,并且存在明显的“批次效应”。为了保证基本回归的稳健性,本文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验证:其一,平行趋势检验,确保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受到创新型城市政策的冲击之前没有显著的时间趋势差异。其二,为了缓解可能因样本自选择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PSM-DID方法再次验证文章的基本结论。其三,安慰剂检验,确保城市创新绩效的提高源自创新型城市这项政策的影响,而非其他一些随机因素。其四,考虑到四个直辖市与其他地级市相较而言,在制度背景、经济实力和自主权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剔除直辖市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以保证基本结果的稳健性。其五,由于试点政策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使用了古都这一工具变量,并且控制了城市初期以及未来的创新水平,发现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特质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获批创新型城市对东部各城市、高行政级别城市及大规模城市的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对创新型城市的创新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具有三方面的政策启示:首先,获批创新型城市对城市创新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应大力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其次,鉴于获批创新型城市的创新绩效促进效果在自身创新基础较好的城市更显著,政府应优先批复高行政级别城市、大规模城市及产业结构更高级的城市为创新型城市。最后,初始资源禀赋较低的城市在建设创新型城市过程中应实施因地、因时而异的城市创新策略,而非一窝蜂地申报创新型城市,盲目地发展城市创新,反而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