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制度变迁的视野里理解人的选择行为?是否所有人的选择行为都是效益最大化指向的理性选择?本文认为,人的选择是多元化的,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人的理性选择往往受到选择环境和条件的制约,理性选择只有在一定量的资本支持和适当的制度环境中才能进行。制度环境是理性选择的宏观背景,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理性选择的微观前提。由于资本不足或制度限制,在理性选择之外,还存在感性选择的行为方式。　　 从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假设出发,本文探讨了其存在的局限。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包括感性因素在内的非理性因素对选择行为的影响和制约,是理性选择理论无法突破的困境。经济学本身和社会学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批评和挑战,主要针对最大化假设、理性人假定和偏好既定假设三个方面。　　 理性选择理论所面临的挑战,正是其研究个人选择行为方面的困境。而试探性原则理论、偏好逆转理论和前景理论是卡尼曼等人在认知心理学的视野下对个人选择行为的研究成果,三者在内在逻辑上质疑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假设。卡尼曼对直觉、感情、态度以及记忆等心理因素的强调,突破了理性选择的客观性假设,为感性选择概念的发轫提供了心理学的支持。　　 在分析理性与感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感性选择的概念。从选择意识和选择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联系和区别,并总结了感性选择的基本特征。而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特征的分析,论证了感性选择研究在中国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感性选择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实质；对其与理性选择区别与联系的把握,有助于探寻进一步推进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良性发展的路径。　　 在制度变迁的视野下开展人的选择行为方式研究。对制度变迁与选择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讨论无可回避。本文从哲学层面上分析了制度的含义和制度的本质。制度就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规则,制度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从制度与人、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来看,制度是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历史存在。对制度的含义和本质的理解,暗含了制度与行动之间双向互动的理论预设。　　 在廓清制度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社会转型决定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向,而制度变迁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表征。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存在,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在变化速度、可移植性、功能和机制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制度冲突产生的张力影响个体行为,个体行为也反作用于制度冲突。　　 通过对社会学有关制度与行动关系的理论考察,把制度与行动(选择行为)的关系理解为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的关系。既承认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对行动的限制和制约,又强调人的行动对制度的生成与建构。在制度与选择行为(行动)双向互动的视野下开展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冲突与下岗职工选择行为的研究。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单位人惯习”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而制度与选择行为之间双向互动关系的存在,决定了制度冲突场景下职工选择行为的多样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可理解为理性制度与感性制度之间的冲突,落实到人的选择行为层面上,即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冲突。在制度冲突的条件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匮乏,在再就业过程中,下岗职工大多采取了模仿、从众等感性选择方式。而下岗职工的感性选择方式也反作用于制度变迁过程,要求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改善选择的制度环境,提高选择的效率。　　 本文分析了在双重制度冲突过程中下岗职工感性选择的逻辑:“单位人惯习”。梳理了布迪厄对场域和惯习内涵的理解以及对二者互动关系的讨论。从单位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单位制度的内涵和特征。“单位办社会”时代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使单位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员工形成了以对单位依附为主要特征的“单位人惯习”,这是一种典型的感性选择逻辑,其主要特征就是依赖性、被动性和对公有制的特殊偏好。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具体个案的素描刻画了单位人的选择逻辑,作为下岗职工感性选择的逻辑,“单位人惯习”具体表现为下岗不离厂、对“低保”的过度依赖和对“铁饭碗”的留恋三个方面。　　 对下岗职工采取“单位人惯习”这一感性选择逻辑的讨论,更多侧重的是制度冲突本身对选择行为的影响,而对制度冲突下再就业资本的双重匮乏与再就业选择行为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本文简要梳理了人力资本研究的理论脉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而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本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对人力资本特征的分析为探讨人力资本失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对其再就业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再就业机会的获得和对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的影响。人力资本的高低决定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命运。而由于改革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重冲突,导致了下岗职工人力资本的失效,失效的人力资本无法发挥其正常的积极功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过程更加举步维艰。对抚顺市国企改革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论证了这一观点。　　 仅从统计数据上看,离职人员拥有较高程度的人力资本,而实际上,数据层面上的人力资本已经失去了实际的积极功能。人力资本的失效,使下岗职工失去了理性计算和精确分析的资本和前提。因此,在再就业过程中,下岗职工不得不更多地采用模仿、从众等感性选择的方式。　　 与人力资本的失效相伴随的是下岗职工社会资本的贫乏。综合布迪厄、科尔曼和林南等人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本文把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等同。而下岗职工的社会网络关系主要由亲缘关系和熟悉关系两部分组成,而社会网络成员(父母、配偶、亲戚朋友)的地位高低和职业类别决定了社会资本的状况。对下岗职工而言,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主要表现为再就业信息与再就业机会的获得。　　 国企改革过程中双重制度冲突的存在,国企职工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的重合以及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集中性,导致了下岗职工社会网络关系的简单性和低频性,这又决定了其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和狭窄性,而同质性和狭窄性决定了其社会资本的贫乏性。在双重制度冲突的背景下,下岗职工更多地采取依赖社会资本的感性选择方式。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特征以及单位社会的熟悉性、圈子性特征是下岗职工采取这一选择行为方式的社会基础。而其社会资本的贫乏又加重了再就业的困难。　　 人力资本的失效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使下岗职工缺乏开展理性选择的能力与资本,只能采取无可奈何的感性选择。本文从实证分析和个案研究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　　 制度冲突的存在,导致人的理性选择受到具体现实条件的制约,下岗职工不得不采取模仿、从众等感性选择的行为方式在再就业道路上艰难前行。要提升下岗职工的选择效率,从根本上解决再就业难题,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达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调和融合。如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创新和市场就业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培育,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从冲突走向融合,使下岗职工具备突破自身感性选择局限的外部制度条件,从而提升感性选择的自觉性和效率。　　 要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在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也要推进市场就业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与重塑。不断加强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断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不断创新与重塑新的就业观念,摆脱公有制偏好、塑造崇尚市场竞争等观念。只有实现了制度的协调与融合,才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感性选择理性化,从而逐步解决下岗再就业的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