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上，天然缺少来自于其他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等的监督制约，容易发生执法不严和司法不公。“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质疑引发检察机关的制度创新。2003年全国开展改革以来，人民监督员制度经历了试点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下文简称“高检院”）与司法部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和监督程序改革、选任管理方式改革的试点工作方案和意见的出台，新一轮改革试点已然启动。本文以实施范围、选任管理方式，监督范围的调整变化为标准，从时间维度对创设监督阶段、完善监督程序阶段、内外制度衔接阶段和全面改进突破阶段的任务作了内容上的划分，结合制度的设立目的、产生背景和规定内容进行阐述和研究。制度创设至今，其基本认识、定位等未发生明显变化。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检察体制改革，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走向法治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体现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要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人民监督员切实发挥监督作用，监督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并趋于稳定；检察机关主动接受监督，充分采纳人民监督员的不同意见；人民监督员制度写入多部白皮书和重大决定，实践推动效果明显。但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问题还未根本解决，人民监督员制度还存在缺乏法律依据的质疑、自行选任损害公信力的质疑、监督程序影响效果的质疑、监督效力缺乏刚性的质疑，上述问题若不能很好解决，必将质疑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影响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施，影响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因此，需要从监督者的选任、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的视角重新审视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首先，改革选任模式是核心。保障民众参与才能防止选任条件异化。从“同级监督”的全国模式走向“下管一级”的上海模式，是司法公开和本土化两个维度融合推动的结果，“下管一级”的折中方案进步中有局限。其次，改革监督范围是基础。监督范围的变迁反映其合理性，丰富的实践又扩展至检察工作各环节，反映了制度强大的生命力。而现实是普通刑事案件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缺位，这样人为控制监督范围，阻碍了公民权利制约检察权等公权力的滥用。改革监督程序是重点。当前存在人民监督员行使程序启动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阻碍。因此，提供履职帮助是解决监督瓶颈的进路。例如创立释明制度，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必要的释明，在上海、湖南等地已有相关的探索。因此，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化，符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终极目标，顺应推进法治建设的方向，是解决“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效力和依据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当从司法改革视角审视程序规则化，从程序正当性视角审视体系重构，寻求立法积累。建议建立贯穿监督程序全过程，适用于整个监督活动，解决现有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外部选任管理、公开监督、重点监督与全面监督相结合等原则，并明确相关制度内容，使得人民监督员制度法治化有着坚实的实践和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