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主要分为融资、投资和收益分配三个方面，而收益分配决定了留存多少收益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属于融资决策的一种，故融资与投资成为当代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最主要内容。融资与投资密切联系，一方面企业的融资规模、融资能力、融资现状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企业投资活动的效率影响企业的财务成果和未来的融资能力。负债融资作为公司资金获取的一个重要渠道，决定了债权人参与成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并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着重大影响。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其方法与模型，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研究债务契约作为一种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如下:　　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背景和意义，引出本文研究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而我国上市公司低效投资行为极为普遍，研究如何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对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顺利实现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债权人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只能通过在债务契约中添加限制性条款、定期收回本息、限制股利支付水平等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因此，本文主要从债务存量水平、债务期限长短和债务来源这三个方面研究债务契约约束对企业投资歪曲行为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从国外和国内两个角度整理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对国外研究主要从股东-债权人冲突、负债融资的相机治理作用、负债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综述。对国内研究主要从负债能否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进行综述，并发现目前国内研究并未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结论。　　第三部分是理论基础分析，主要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债务契约假设、企业投资行为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由于两权分离加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股东与管理层存在利益冲突，经理层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存在过度投资倾向，债务融资的引入，定期还本付息减少经理掌握的自由现金流，从而抑制了过度投资。但是，根据债务契约假设，债权人在债务契约中加入限制条款会引起股东与债权人冲突，导致企业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等投资歪曲行为的发生。根据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理论，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其投资模式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研究债务契约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成为焦点。　　笫四部分是实证检验部分。首先，提出研究假设。假设1: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上市公司具有不同的投资效率。假设2:负债融资水平越高，初创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问题越轻微;假设2a:与长期债务相比，短期负债更容易缓解初创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问题;假设2b:与商业信用借款相比，银行借款更容易缓解初创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问题。假设3:负债融资水平越高，成长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问题越轻微;假设3a:与长期借款相比，短期负债更容易缓解成长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问题;假设3b:与商业信用借款相比，银行借款更容易缓解成长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问题。假设4:负债融资水平越高，成熟期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假设4a:与长期借款相比，短期借款对成熟期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治理作用更明显;假设4b:与银行借款相比，商业信用借款对成熟期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治理作用更明显。假设5:负债融资水平越高，衰退期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假设5a:与长期借款相比，短期借款对衰退期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治理作用更明显;假设5b: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借款均能显著抑制衰退期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其次，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用债务存量水平、债务期限结构、债务来源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第五部分通过实证结果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并进行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展望。结论如下: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初创期和成长期上市公司以投资不足问题为主，成熟期和衰退期上市公司以过度投资问题为主;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上市公司而言，债务越多，投资不足问题越轻微，短期债务比长期债务更能缓解其投资不足问题，来自商业信用和银行的借款均能显著缓解其投资不足问题;对成熟期上市公司而言，债务越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长短期借款、银行和商业信用借款都能起到相机治理作用。对衰退期上市公司而言，债务越多，过度投资问题越轻微，短期借款比长期借款、银行借款比商业信用借款更能够缓解其过度投资问题。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初创期和成长期上市公司提高负债水平，缩短债务期限，并在债务契约中引入分红条款;第二，成熟期上市公司完善外部债权人治理机制，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衰退期上市公司改革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建立债权人借款回收保障机制，完善债权人法律保护机制。　　本文的创新在于:第一，在以往研究区分不同成长性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研究其投资行为特点。第二，之前国内的研究侧重于负债对过度投资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上市公司资产替代、投资不足的研究较少，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投资不足行为更普遍，并且负债融资对其具有显著的影响。第三，银企同源伴生的银行借款预算软约束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同时，也会引起企业投资不足现象，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的不足在于:第一，判断上市公司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方法带有一定主观性，缺乏定量化方法，可能影响回归模型结果的准确性。第二，就债务契约约束的衡量而言，本文主要考虑债务总量、期限、来源三个方面，不尽完善。第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两权分离引起的经理层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二是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资产替换”，本文并没有将这两种不同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区分研究，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