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生,即谋生。本文所言治生指获取物质财富的所有活动。人类劳动最首要的意义一直是:它是谋生的手段。读书、科举、做官、入幕、坐馆,皆是首要为谋生。文人治生与文学、学术活动及流派的发展直接相关,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治生活动来推动的。本文从文人治生行为出发考察桐城派,即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流派,既深入探讨桐城派文人治生的观念、实践和收入状况,也探究治生与流派的形成、面貌及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为文学社会学的一种研究,不仅是文学理论的一种形态,回答文学从创作到流播的社会文化过程,也反映了文学流派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另一面真实面貌。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论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观。论述古代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和桐城派文人对古代义利观的继承和演变;桐城派文人治生观在实际的家训和治生实践中的务实性特征。对桐城派文人治生观践行情况进行总体考察,论证历史上对他们“假道学”的指责并不客观,总体比其他文人并不更卑下;并以桐城派历史上“假道学”名声最甚的方宗诚为例,详细考证指责多半不实。第二章论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实践,包括治生方式及收入状况。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与清代其他文人并无太大的不同,以做官、游幕、从教以及守田、医贾等为主,此章有个别而至一般的意义,从桐城派文人群体的治生途径见有清一代的文人生存之道。各节分职业而论,做官有科举、捐纳、恩荫、荐举之途。桐城派文人游幕人数和概况,游幕的特点、入幕方式及为幕之道。从教有官学和书院、私塾等不同体系,由于桐城派文人在各级书院影响最大,因以书院山长为重点讨论从教方式,论证可得出山长之聘主要由书院的筹资方式决定。守田、医贾、食禀饩皆为治生来源,一并简述。第三章治生圈与桐城派的形成。桐城派可以划分成前后相继又互有交叉继承关系的不同圈子。用圈子来描述桐城派的状态,可大致分为以官员为核心的圈子,以山长为核心的圈子,以地域宗亲为核心的圈子。除梳理桐城派形成过程中各个圈子的状况外,并举桐城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为例来论证圈子的复杂特征和交融情况。第四章治生对桐城派文学、学术的影响。治生对文学的影响有多方面,最典型的是幕僚代笔之作和治生需求下的应酬文字,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单独成集极少,署名权不明晰,代笔水平参差不齐。应酬文字数量大,格式雷同,谀词较多。治生对学术的影响以经学为最,用力最多,成就较高,历史评价不一,争议较大。其中以《汉学商兑》引起的争议最为典型,考证方东树的谋食术与此著关系。治生与流派的形成是本文最核心问题,论述了桐城派主要人物创作风格不一,文论也并不相同,甚至一些成员自身也并不认同的情况下被后代学者归入桐城派的原因。流派成员划分基本由圈子决定,同时产生了门派之见的弊端。以刘开和方宗诚的入幕自荐文为例,分析治生之需使得内容相近,但文风是由个性决定的。第五章论述桐城派文人治生的财力与流派发展壮大的关系。一是通过财力支持宗族教育来培养人才,二是通过财力刊刻著述促进传播和扩大影响。桐城派的官员对宗族公产的捐献力度最大,各家族财力不一,对子弟的培养作用极大,都注重了对穷困子弟的扶助。在政策上倾向对科举人才的培养,直至民国以后发生转变。通过这些人才培养的手段使文脉有厚实的人才基础,也使家族势力长久不堕。正因为家族经济参与到人才培养,才可看到桐城派中往往兄弟父子、族属宗亲相继而学习古文,成为流派成员。桐城派的著述极丰,刊刻形式多样,分自刻、他刻、家族与地方文献及总集刊刻等不同状况,各作论述,皆基于财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