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难当中，中国文化在西方强劲的物质文化冲击下显得腐朽不堪。对此，胡适、陈独秀等有志青年号召要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抛到沟渠，主张全盘西化，而梁漱溟则在一片西化的声音当中主张中国应负起供给世界东方学之责任。他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为中国现代化和儒学复兴挺身而出。　　梁漱溟是一位现实问题的思考者，他的主张都是要回答“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两大问题的。中国问题，梁漱溟认为就是文化问题，而文化在他看来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所以梁的两大问题聚焦在一点，即人生态度的修正上。梁漱溟所处的时期，西方现代性弊端已经显现，反思西方现代性成为这位高扬中国传统价值的所谓保守主义者喜闻乐见的事情。“刚”是梁在探讨中国文化出路时提出的主张，它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梁追求中国现代化和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答案。通过“刚”的态度，梁漱溟成功的调和了文化的整体性与中国文化亟待变革的两难，也回应了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其文化三期重现说更是为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超绝于西方“现代”的未来因子。梁借由“刚”进行的一系列现代化尝试，为中国式的现代性保留了一丝可能。　　然而作为“学习型现代性”的一员，梁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脆弱不堪，集中体现在“刚”的虚无缥缈上。吊诡之处就在于，“刚”作为一个向外的现代性动力因，却与梁漱溟真正推崇的终极住世态度—向内的中国态度相左。于是建立在“刚”基础之上的路向设想，仅仅走了“半程”就面临着人生“向内”抑或“向外”的抉择，而一旦选择向内，那么建构在“刚”的态度上的主张将土崩瓦解。　　有学者将梁漱溟思想纳入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而“为孔子、为东方文化鸣个不平”是这位现实问题思考者的心愿。我们当今仍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东西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如何超越“学习型现代性”阶段这些难题，那么梁公未竟的事业，我们今日仍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