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开始，牧区的人民公社解体，牲畜被承包到户。承包调动了牧户养畜的积极性，牲畜数量增加，对草原的开发利用也不断深入，草原退化加剧。为了遏制牧民对公共牧场的滥用，1997年，国家决定将放牧场也彻底划分到户，“双权一制”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推行。国家推行草场承包的坚决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结束吃大锅饭的草场利用方式，调动牧户保护草场的积极性，避免草原共有地悲剧的结果，从而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政府不断推动进一步落实草原承包，并支持牧民围封自己的草场。我国草原的退化问题也被认为是草原产权不清导致的结果，因此解决草原产权不清成为管理者的首要任务。然而，通过对于贡格尔嘎查的实地调研，笔者发现基于公地悲剧理论出台的“双权一制”、草场围封，在一定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场与牲畜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草场私有之后，大小户之间出现新的不平等，贫困牧户的草场遭到破坏，收益受损，更加贫困，未围封的草场成为彻底的公共地，进一步退化。为何会为了保护资源而明晰产权的措施，并没有达到有效保护资源的效果？对其演变过程的分析将会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围栏项目为入口，从一个牧业社区围栏建立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后果，讨论围栏项目在基层社会的演变。本文认为，围栏项目是一项自上而下的生态保护措施，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发生了演变，牧户对围栏项目的“欢迎”，并非与国家预设一致。草原和牧区社会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的推动，面对国家权力，基层牧户对于草原围封由最初的不认同、抵制到最后的“积极”争夺围栏项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围栏项目造成了未曾预料到的生态、社会恶果。产权的进一步清晰并未达到有效保护草场资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