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影响广泛，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史，产生了许多问题和公案。其中，“淫诗”说就是历代《诗经》学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淫诗”说并不是一时一人提出的，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渊源于春秋时期孔子所评价的“郑声淫”，由于孔子对“郑声淫”没有给出确切的解释，后世有些学者把“郑声”理解为郑国地区的音乐，也有一部分学者把“郑声”和“郑诗”等同起来，而“淫诗”说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解之上的。　　汉代学者多依据《诗序》解《诗》，其中一部分诗篇被解说为“刺淫”，虽然这种说法更侧重于讽刺的一面，但是对诗歌内容“淫”的解说为宋代“淫诗”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受到宋代疑经思潮等的影响，宋儒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前代的释《诗》道路。他们不再像汉儒那样信赖《诗序》，而是主张“废《序》解《诗》”，在解《诗》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诗经》中爱情诗的存在，并斥之为“淫诗”。而“淫诗”说作为“废《序》”一派的重要观点，逐渐发展成熟，成为宋儒攻击《诗序》的重要武器。　　北宋的欧阳修最早在他的《诗本义》中指出“淫奔之诗”的存在，对毛、郑之失进行批驳。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非常重视“情”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为《诗经》中存在“淫诗”找到了合理依据。但由于受到传统经学思想的影响，他对有些诗的解释最终又回归到《诗序》的说法。至南宋，郑樵在《诗辨妄》中对《诗序》展开系统的批判，直斥其为村野妄人所作。虽然他的《诗辨妄》已经亡佚，不能见其原貌，但不管是他对《诗序》的态度，还是其中对“淫奔之诗”的批判都对后世的学者影响很大。受其影响，朱熹主张“废《序》解《诗》”，并提出了“淫诗”说。在《诗集传》及《诗序辨说》中，朱子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淫诗”说，同时他还提出了许多观点来完善“淫诗”说，如对“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淫者自作淫诗”，“劝善戒恶”的《诗》教观等，正因为如此，“淫诗”说才能在朱熹这里发展成熟。朱熹的后传弟子王柏曾经“删诗”，而他所删之诗正是那些被认定为“淫诗”的篇目。虽然他的“删诗”之举受到批判，但他对“淫诗”说发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宋代不仅提出了“淫诗”说，还构建了完善的理论基础，而此说之所以在宋代被提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疑经思潮的影响下，宋代学者对汉唐传注甚至经典本身都大胆怀疑，而“淫诗”说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对《诗经》怀疑的基础上的。其次，宋代理学思想对“淫诗”说的产生也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宋儒解《诗》不能脱离经学的范畴，在理学思想的制约下，他们给优美的爱情诗冠上了“淫”的头衔；另一方面，由于欧阳修、朱熹等学者都兼具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在受到理学制约的同时，又把诗学理论纳入理学体系中，为“淫诗”的存在找到了理学依据。最后，宋代社会近世化，不管政治、经济，还是文学艺术方面都产生了新的特点，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平民化趋势，促使宋代学者怀疑《诗经》尤其是《国风》中的诗都采自民间，为男女相互咏歌的里巷歌谣，而这些情诗就被宋儒认定为“淫诗”。　　“淫诗”说在宋代发展成熟，不仅在当时影响深刻，对后世《诗经》的解读也有重要的意义。宋儒把这些爱情诗冠上“淫”的头衔，“淫诗”说在这一时期才明确被提出来。“淫诗”这个称呼本身就饱含文学性，可以说它在客观上恢复了爱情诗的本来面目，为后世从文学角度对《诗经》的解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