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回顾了指示研究的方方面面，并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指示一词来自一希腊文字，义即通过语言指示。远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已注意到指示的某些特性，但其所指范围不如现在广泛。对指示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德国心理学家比勒，他在193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对指示进行了专章讨论，其指示场理论被视为经典。其后，莱昂斯，菲尔莫和列文森对指示进一步作了研究并在比勒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类指示。近些年，学者们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指示进行了研究。现代中国学者对指示的研究始自80年代，这些研究重在介绍同时也在某些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二章到第四章从与语用的角度对人称指示，时间和地点指示，话语和社会指示作了探讨，比较了它们异同。各人称代词除了有特殊用法外，它们还受到文化因素如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这种区别突出的表现在社会指示词方面。时间指示词反映了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对时间的不同观念，汉语是一种高语境语言，英语是一种低语境语言。话语指示反映了英语国家和汉语国家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是一种整体性思维，习惯于从近处看问题。英语国家的人们是一种分析性思维，他们习惯于从远处看问题。 最后一章进一步比较英汉文化思维因素对指示词使用的影响，主要讨论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低语境语言’与高语境语言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