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在国际国内两方面背景下提出的,是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体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示范蓝图,也是中国理顺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示范区,为统筹全国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撑。本文在新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以处在建设长江经济带压倒性位置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问题导向出发,本文点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问题。在基础理论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关键在于协同治理。本文首先使用超效率SBM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现状进行了效率评价,通过构建能力结构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进行定量计算和评估,以计算所得的环境治理协同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理论假设为基础,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了国外大河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验,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的对策。一、论文在界定环境与环境治理、环境协同治理、流域经济、长江流域与长江经济带等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流域发展理论、长江经济带发展理论、环境治理理论、生态补偿理论和协同理论。二、分析和评价了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现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经济发展特点、长江干流水质状况、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投资、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效率;建立了长江经济带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所得出的结论是: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的达成;长江干流水质持续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投资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水平与环境污染水平形成较大反差;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治理效率依然不高,上、中、下游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尚未真正形成;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在研究期间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但是区域差异较大,将影响长江经济带的碳减排的协同合作;长江经济带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全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缺乏有效统筹。三、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能力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揭示了环境协同治理能力的时空变化趋势和关联模式。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尝试利用能力结构关系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能力结构进行评价,从时空维度揭示长江经济带不同城市之间环境协同治理能力结构的均衡与匹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辨析长江经济带不同城市在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合作中获益效果的相对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模式。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能力格局在研究期间变化不大,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能力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极强的空间一致性;城市环境治理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更有利于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处于环境协同治理总获益值初级阶段的城市数量持续减少,同省内部城市间环境协同治理获益值都有了明显提升,但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间的平均环境协同治理获益值依然不高;上海、武汉、重庆与长江经济带不同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获益值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四、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在计算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指数的基础上,先分析了长江经济带2007～2016十年间的变化情况,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协同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研究假设。通过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还通过稳健性检验对研究结论进行了进一步证实。五、国外大河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莱茵河流域、密西西比河流域和泰晤士河流域为例,研究了国外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优化流域协同治理系统的组织结构,以法律形式明确流域管理机构权责体系;建立水质监测预警机制及评价机制,设立水环境治理的信息公开平台;建立多元化主体参与制度,推进流域水污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完善排污许可制度,严格确定污染源排放标准,从源头防止水体污染;推行市场化调节机制,完善水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流域内上下游多维长效生态补偿机制。六、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的对策。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关键在于协同治理。长江经济带是一个整体系统,经济带内各省市即为子系统,要使长江经济带整体系统运行稳定,环境得到有效治理,需要各省市相互配合,按照一定的规制参与环境工作,形成协同效应,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有效治理并长期稳定。因此,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完善顶层设计,形成顶层合力;要建立环境治理跨省市协同合作机制;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要进一步推进完善河长湖长制。本文研究主要得出的结论是:（1）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环境治理效率整体上稳中有升,但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效率整体依然不高。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效率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从研究期平均的环境治理效率来看,长江下游地区高于长江中游地区与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与长江上游地区的环境治理效率相差较小。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碳排放强度脱钩弹性均逐渐减小。长江经济带中无论是上游中游还是下游,碳排放强度脱钩弹性在三个阶段中都是逐渐减小的,并且其弹性值都是小于零的,即都处在强脱钩状态。这说明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的经济增长都是在逐渐缩小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就。（2）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总获益值位于初级阶段的城市数量不断减少至零,协同治理总获益值位于较高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城市数量占比分别由研究基期的0.87%与0.63%增加到研究末期的7.12%与9.04%。同省内部城市间环境协同治理获益值都有了明显提升,但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间的平均环境协同治理获益值依然不高,在2016年仅为3.5931,且城市间环境协同治理获益值及获益比空间差异显著。这说明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水平依旧不高,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获益度充分体现了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流域外部性,本质上是生态环境收益在地方与区域两大空间尺度效应的有机耦合。（3）环境协同指数受多种因素影响。环境协同指数随经济发展水平先下降后上升,这符合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经济发展早期发展模式以粗放型经济为主,环境污染严重,协同治理水平也随之不断降低;当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转变,更加注重绿色发展时,环境治理协同指数也开始回升。环境污染对协同指数具有抑制作用,环境污染越严重,则协同治理的水平越低。地方财政状况对协同指数具有促进作用,即财政收入越多越能促进协同指数的增长。对外开放水平对协同指数的作用也是正向的,但其作用小且显著性不强。产业结构对环境协同指数的影响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