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联系是当前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针对学界研究京派时存在的某些薄弱环节，基于京派作家的精神结构和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学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历史联系的文学事实，力图对京派作家的个体创作与传统文学作整体性的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由之凸显京派作家的创作特质;考察其为扩大小说疆界所付出的诗学上的努力;发现他们的文学活动中蕴含着的超越个人的文学史意义;剥露传统和创新之间并不简单的历史关系。　　本文认为，凌叔华的小说中有中国文人画的明显影响。两者都书写着生命生存的压抑性意绪;而价值并置的小说形态和文本中的空间化、共时性因素，则显示出文人画技法的潜在作用。这都成就其简淡幽逸的小说风格。她也通过独特的视角反映历史转折期中国妇女的命运，省察五四时期存在的理论主张和实际生活错位的历史悖论。　　废名带有古典烙印和强烈个性的文学创制，可以看作是魏晋文学的遥遥嗣响。他对生命之悲的吟咏，生命之芜的袒露，生命意义的追寻，世界图景的拼接，社会历史的反思，指向“人的发现”的文学主题。而他以“断片”结构小说，张扬非严肃精神，极度沉迷于联想和想象，则标示出“文的自觉”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成就废名清峻通脱的小说风格。他也以精采绝艳的文章之美，在现代激荡起魏晋古风，并传达出极具现代性的小说思维。　　沈从文以“乡下人”的价值尺度，洞察湘西和都市的生命形态，倚借传奇，建立起具有神性的人性样本。“传奇之奇”和“传奇不奇”的小说内容，传达了指认生命神性的传奇的本质内涵，也挖掘着生命——人性中普遍、永恒的生命必然。与重造民族品德的写作预设交织着的，是他对充满常与变的历史和生存的辨难和怀疑。沈从文以传奇所需的“诗笔”“传”“奇”，将传奇“想象”的文学特性发挥到极致。或想象现实，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呈现他个人视野中的湘西图景;或以“思想散步”式的无边自由营造奇境异域，由此直探生命和人性的深层内涵。　　汪曾祺利用笔记边缘化、包罗万象性和随意自然地表达世界的诗学方式，在1980年代的文坛突围，以充满人文情怀的个人视角洞察社会与历史，沉静从容地拢万物于笔端，在对朴素生活的散淡描写中升华出人性温暖和美好的部分。他的散文化小说复原着历史，改变着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更冲决了“情节”的定义。　　作为京派的变奏，萧乾和芦焚的创作是京派作家与传统文学的再一种历史联系形态。但在深层上，这种变奏又是京派作家与不断变化的时代协奏的表征。他们集中揭示出京派作家在感时忧国的文学精神上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但其更典型的意义却是叩问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经由上述个案研究，在每一章的小结和全文的结论部分，本文作出如下判断:　　①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许多深层次内容，已经内化在京派作家的艺术生命中，玉成其富于民族特色的小说形态和相当独特的文学品格。　　②京派作家也续接或发现了传统文学中某些曾被压抑的内容，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现代升华。传统文学对京派作家的影响过程，同时也是京派作家对传统文学的选择、塑造过程。　　③京派作家的小说创作真实而深刻地表明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过程。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文学因素位置的调整过程复杂而漫长。　　④京派作家对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意义，是在证明传统之中蕴含的无限可能性的同时，扩大了小说的形式包容。而他们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时，也显露出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某些深层矛盾。其得失成败对当代中国作家在全球化浪潮下寻找自己独有的文学特质，创造真正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文学作品有深长的启示意义。京派作家的文学实践，联系着中国文学发展的过去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