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执行的贯彻与否关乎被害人的复仇与赔偿愿望能否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被害人对一国的司法制度采取何种态度。而刑事执行的变更程序则改变了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的执行状况，其中必然涉及被害人的切身利益。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已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明确规定，并且法律也赋予了被害人诸多权利，但由于这些权利都被规定于刑事执行阶段之前，在执行阶段难觅其踪影，这种制度设定无疑将使被害人无法有效参与刑事执行变更程序。在保障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全社会已经逐渐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取得了共识，那么被害人的权利更没有理由不加以重视。本文主要阐述了被害人参与到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理论基础，以及具体程序的建构。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共计三万余字。第一部分是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理论依据。首先，被害人与刑事诉讼的结果之间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大门当然应向被害人敞开。其次，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异质性。检察院，主要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的角度对刑事执行变更活动进行监督，被害的人利益难免会受到忽视。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变更程序有利于监督刑罚的正确执行。再次，程序正义要求被害人参与到刑事执行变更程序中。一个公正的程序应当听取利益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第四，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变更程序是平衡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的需要。最后，恢复性司法理念对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变更程序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第二部分是对域外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考察。20世纪五十年代起，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受到的重视与日俱增。2002年英国政府发布《所有人的公正》（Justice for All）,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给予特别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越来越重视被害人的问题与权利，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有关被害人的法律，如《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1982），《犯罪被害人法》（1984），《被害人权利与复原法》(1990),《被害人权利法案》（1994）等。在大陆法系，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近年来经过多次修改，其中增加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德国也通过一些保护被害人的法案，并了进一步规范被害人参与的程序。另外，在国际公约方面，《联合国犯罪被害人及权力滥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则宣言》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等对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也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有益成果将为我国在保障被害人权利方面继续前进提供动力。第三部分是我国被害人参与刑事变更程序的检讨。被害人不能参与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状况与当事人地位显然不相符合，深入分析其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传统上我国国家、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忽视了对被害人个体利益的保护。第二，目前我国刑事执行变更审理程序中行政化因素明显，秘密、书面化审理盛行，被害人难以参与执行变更程序。第三，检察院的监督的缺位。检察院在执行变更程序中的监督职能很难得到有效发挥。第四，权力配置不合理，国家垄断了执行变更程序的启动权和决定权。第四部分是对我国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构建。被害人在遵循参与自愿、参与适度、参与程序法定、公正与效率兼顾的原则的基础上，参与到我国的刑事执行变更程序中。由于目前执行变更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我国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程序进行诉讼化的改造，全部纳入司法裁判的领域，保证案件审理的公开、公正与公平。在此之后，被害人按照正常的庭审模式参与执行变更程序中，发表自身的意见，对程序结果施加自身的实质性影响，如果被害人对法院的裁判结果不服的，可以获得相应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