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开展最广泛的政治动员,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展开对敌斗争,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是中共最紧迫的革命任务。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中国共产党为了统一全党行动,加强了集中统一的领导;组织上强调任命制,并以巡视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在极端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军事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有效性突出体现出来。军队是党建立权威,进行政治动员的最有力的工具。在农村,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就会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对党的政治动员不会有积极回应。所以,党在进入农村的时,确立和加强了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并赋予军队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动员的任务。在军队的帮助和指导下,党在农村的组织和政权相继建立起来。党凭借军事力量建立了党政军合一的领导体制。这一体制具有了高度的动员机能。党权是主体,居绝对领导地位;政府是实现党对社会领导的表现形式;军队是贯彻党的意志和政治动员最有力的工具。由于在战争条件下,军事地位的突出,党在处理复杂的组织和政治问题时,习惯性地以处理军事问题的原则方式进行思考。因此,党和政府军事化的色彩十分浓厚,这也是肃反扩大化的体制根源。随着在社会上层生存空间的缩小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党逐渐认识到,从社会下层展开动员以获取生存资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遂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敌对势力相对较弱的农村,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进行革命斗争。但由于干部人才的匮乏、军队思想的混乱和党的农村组织的薄弱,党组织对农村的渗透力并不强,农民对党的政治动员认同性不高。党在开展政治动员时,形成了以干部培训为主的人事动员,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思想动员和以肃反为主反面动员,起到了党内整合的作用,使党内高度团结;在党外动员中,为了换取农民的支持,党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主的经济动员和以群众运动为主的社会动员,提高了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使大批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壮大革命实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下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治动员体系,这种动员体系使党一度壮大,并且在党以后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种领导体制和动员体系是党处于极端严重的生存危机的条件下,为克服危机而设计的,具有危机环境的适应性。所以,当社会摆脱了全面的危机,步入常态化发展时,社会需要存量发展,高度政治动员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的内在要求时,这种危机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领导体制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因此,需要对政治领导体制进行变革。在常态化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态势,社会成员个体独立性增强,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需要更多关爱个体,体现人的价值的实现,以人为本;政治上,应该体现个体政治表达,充分保障个人政治权利,鼓励和扩大个体政治参与,加大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常态社会发展条件下,危机的发生虽然在频度上降低了,但其偶发性却大大增加了。而且,随着常态社会下,社会成员的危机意识的淡化和社会准备的相应的怠惰,危机的广度和烈度也会大大增加。如果我们对危机处理不当,局部危机可能会引发全面性危机。因此,我们应当居安思危,充分吸收危机条件下领导体制的积极性一面,加强常态化社会的危机预警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我们能够在充分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能够以充足的准备应对偶发性的危机。因此,以政治动员反观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民主和集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机制,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当社会常态化发展时,我们应当大力发展民主政治,鼓励公民政治有序参与;当社会危机出现时,我们应当能够加强集中领导,迅速动员多方面力量,克服危机,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