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五四时期的个人解放运动的爆发，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运动也随之而来。与此同时，现代女性文学同样迎来了发轫期。当五四的女儿们完成了弑父的任务，在叛逆中确立了自己新女性的存在时，却并未能长久保持这一炫目的光环，而是草草收束，结婚生子，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在这一段旅程中，她们操持家务，生育孩子，将全副的精神用在了家庭里，与自己的母辈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曾经的新女性与现在的旧角色之间，形成了强烈的角色冲突，而这一冲突在五四女作家的自我书写上留下了深刻印记。1926年，陈学昭在《新女性》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给男性》的文章，批判了在新式婚姻中男性与女性在义务上的不对等与权利上的不平等，引起了杂志编辑章锡琛等人的强烈兴趣，遂于1927年1月发起了一场名为“现代女子的苦闷”的讨论，探讨女性“攻究学问，改造社会的大志愿”与“天赋的为妻为母的责任”之间的矛盾。由于《新女性》拥有的丰厚的知识界资源，多位文化界的名人参与了此次讨论，其中不乏如周作人、蔡元培、沈雁冰等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通过梳理讨论的始末，讨论的发起者与参与者，以及与参与讨论的各方意见，可以发现，参与讨论者大部分都更倾向于强调女性的责任意识而非权利意识，并且对于女性的旧角色保持了认同。为了探寻这些观点的由来，本文以五四时期对贤妻良母形象的表述以及对爱伦凯母性论的宣传为例，分析其在理论上的逻辑，并找寻出隐于其后的群体主义、国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力图抓住造成女性角色冲突的深层思想史因素。最后，亦是本文的重点，即通过对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庐隐四位五四女作家进行个案研究，并对她们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分析这种心理冲突与思想史因素对其所造成的局限，及其在局限下的沉潜与突破。